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深入研究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是我国现代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资料，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打破了蒋介石“剿灭”红军的迷梦
1936年的陕北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向全世界宣告它是一支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红军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可是，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却不顾一切地要发动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妄图在一个月之内，彻底剿灭陕北红军。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的职务。张学良就职后，即率十万之众，向陕北红军发起第三次“围剿”。
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中国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政党有自己的军队。”西安事变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1版，1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1936年2月23日，蒋介石下令调国民党军队30万人入晋，以堵截陕北红军东渡黄河进行抗日，同时又下令东北军、十七路军进扰红军后方。企图把红军围困在陕北地区，待两广事件处理结束后，集中力量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认为陕北红军在军事上已走到绝境，亲自到西安布置反共军事，并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了进一步“剿共”的计划。10月27日，蒋介石在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中、高级军官进行剿共动员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变纪实》，1版，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月29日，蒋介石到洛阳做了一系列“剿共”部署，并调集30个师的嫡系部队，摆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线上，下令扩大西安、兰州的飞机场，要求容纳100架轰炸机。10月30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同去见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结果，蒋介石说：“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西安事变简史》，33页。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又到了西安，对张学良、杨虎城宣称：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12月7日，张学良破釜沉舟，陈说利害，由“劝谏”到“哭谏”，结果激怒了蒋介石，他把桌子一拍，大声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西安事变简史》，34页。
12月9日，蒋介石令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12月11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将领和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宣布军事计划，并决定在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于是，一场新的大规模的“剿灭”红军的内战立即就要爆发。在这紧要的关键时刻，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忍无可忍，他们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出发，决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扣留蒋介石。12月12日凌晨6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这就首先打破了蒋介石彻底消灭红军的迷梦。从达成的协议来看，不仅历史地宣告了10年内战的胜利结束，而且也宣告了25年的军阀混战的胜利结束。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蒋介石公开承认他最后“剿灭”红军梦想的破产。1937年2月，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引言中非常痛心地说：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竞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坠于一旦。”同年2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中，开头就承认：谨报告者，中正于去年12月以西北剿匪军事按照预定计划，半月至一月间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陕亲加督促；不图张学良等突然构乱，致有12月12日之事变。
第二，宋氏兄妹担保了停止“剿共”的承诺。1936年12月22日，蒋介石同意由宋氏兄妹出面谈判，对双方商定的条件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当天，西安方面要以八项政治主张为谈判基础，宋子文同意。这八项政治主张的第二项就是：“停止一切内战。”24日，在经过谈判达成的六条协议中，第五条就是“宋子文、宋美龄担保停止剿共”。当晚，宋美龄又一次地表示：以后不“剿共”了。
第三，蒋介石作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1936年12月24日晚，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蒋向周表示了三点，其中第一点就是：“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西安事变纪实》，157页。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机场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重述了他答应的条件，一再表示：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不仅如此，1937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在杭州同蒋介石谈判时，蒋还表示：他决不再打红军。
第四，蒋介石同意红军编为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7月17日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日军进攻上海以后，蒋介石希望红军立即开赴前线，8月19日他同意陕北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上述改编红军的命令。八路军一经调赴华北前线，就成为抗日的一支生力军，并且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锻炼，人民军队更加强大了，从4万多人发展到127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这是西安事变的历史收获。
警告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独裁者
1936年，蒋介石已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大的政治独裁者。除陕甘宁边区以外，他几乎统治着整个中国，他不仅掌握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而且一切大小军阀都得听从他的指挥。西安事变前，他的政治独裁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36年冬，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他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也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要大打内战。他甚至给自己的嫡系军队发了这样一个命令 ：“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1936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为此，张学良后来面对蒋介石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西安事变简史》，51页。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万名学生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当学生列队去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时，蒋立即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若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
1936年10月22日至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代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多次建议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经过“劝谏”和“哭谏”的痛切陈说，结果都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并且声称：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陈力：《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见《中共党史资料》1984年第9辑，181—182页。。这时的蒋介石谁人去劝说，都是绝对无效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坚决地处理了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而这两次事变，既没有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也没有收到联合反蒋的效果。也就是说，不论是国民党的蔡廷锴、李济深，还是国民党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都没能用宣布破裂、成立革命政府、搞通电、发宣言的方式说服蒋介石抗日救国。一句话，都没有达到警告蒋介石的目的。既然如此，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就不在话下了。
在张学良的心目中，民族利益是居于首位的。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学良就通电响应加入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并捐款援助。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曾经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1922年国际第四次大会讨论东方问题时决定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后，至1925年‘五卅’才广大的实际应用出来：此时民族的联合战线，亦即所谓‘赤的联合战线’、‘五卅’运动之成功，就是民族联合战线之成功。当时这个战线非常扩大，自工人以至军阀莫不加入这个战线(当时张学良、孙传芳等，都通电响应，捐款援助)，一时民众势力非常发展”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1版，17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张学良的这一步迈得很有意义，以致使他后来起了反蒋的念头。1932年9月15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在《湘鄂赣省委紧急通告(第四号)——抓住目前客观环境的转变加紧进攻敌人，巩固与恢复苏区工作的又一指示》中，在谈到最近国内的消息时指出：“北方除石友三已公开反蒋外，最近的事实，有甘肃冯之旧部队……这些消息已证明北方问题日趋严重，韩复榘、冯阎及吴佩孚已开始反蒋，甚至张学良亦将要马上继续石友三实行反蒋的军事委员。”《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合作抗日时，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蒋介石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做艰苦工作扭转他。这时，张学良明确提出：你们从外面逼，我从里面劝，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至于“对蒋介石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存在过任何幻想”的杨虎城，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不但不愿投蒋，对蒋的独裁不满，进而有作贺龙的愿望，积极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1928年10月9日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允(当时因故未能履行入党手续)。这样，从1930年起一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为止，蒋、杨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当杨虎城回陕后就曾表示：今后我们的问题，将是如何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了。换言之，蒋介石将成为我们的主要敌人。他认为：和蒋介石斗争，首先必须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因此，在杨虎城与张学良建立了合作关系之后，他们坚决地举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积极主张逼蒋抗日。1936年12月9日晚，杨虎城向孙蔚如、赵寿山、孔从周宣布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学良)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杨虎城传》，117页。是的，“把蒋介石抓起来！”这可以说是杨虎城早在五年前设想的对付蒋介石必须在政治上有自己的那种做法吧！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劝蒋失败后，断然采取“兵谏”的办法，把蒋介石拘了起来，以便在特定的条件下，促其反省，逼蒋抗日。对此，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西安事变开头还是一种反蒋起义，只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这种性质才起了变化。”彼森：《访问毛泽东》(1937年6月22日)，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2期第5页。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专制独裁的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有西安事变这一天。因此，在他被拘后，态度十分顽固，不仅拒绝与张学良、杨虎城交谈。并且以死相威胁。12月14日，端纳见蒋后，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12月15日，张学良第一次向蒋宣读了八项主张，同蒋介石讨论了抗日问题。以周恩来为首的红军代表团到达西安后，立即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阐明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时，还对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说：蒋介石已落在我们手里，有可能听我们的意见。他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自己会有选择的。我们把他扣起来，决不是对他要搞什么报复。
西安三方面和蒋介石的代表宋氏兄妹进行了谈判，谈判达成的协议，又经蒋介石同意。那么，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周恩来选集》上卷，1版，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多次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西安事变简史》，93页。于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独裁者蒋介石被迫收起了盖莫予独的那一套。这是西安事变的巨大魔力，这是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的巨大威力。对此，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用“毛驴上山”的故事生动形象地比喻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日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
在历史和事实面前，1937年1月21日，冯玉祥说：“他(指蒋介石)今后还有脸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西安事变纪实》，183页。可见，这次警告对蒋介石烙印之深，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是看得很清楚的。1948年10月10日，马叙伦在《辛亥革命的追忆》一文中也说：“他(指蒋介石)原本无意抗战的，正怕一经抗战，他据有的权力会被削弱的，换句话说，他的西洋镜会被拆穿的。但是，人民对日本的侵略怒吼了，‘西安事变’给了他严重的警告，他晓得违反了人民的要求，自己要过不得身的(他从西安回南京的时候，对他部下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才决定了抗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马叙伦政论文选》，1版，352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可见，这次警告对蒋介石烙印之深，各界人士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曾经写道：“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这话说得很对。正是由于张学良、杨虎城断然采取“兵谏”的办法，扣留了蒋介石，获得了协议，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才放他回南京的。这在中国的政治发展史中，真可谓是空前所未有的。
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早在1931年，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在9月20日就立即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怒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指出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而来的是中国民众反帝潮流的高涨，提出党在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是：“工农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1版，471—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共同抗日宣言》中又说：“我们在去年四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547页。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再次表示：“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并且指出：“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们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应一致起来消灭他们。”《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1版，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就表明，中共中央在国家危亡的严重关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对红军的“围剿”，一直在考虑着如何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问题。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即《八一宣言》)中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1版，28—31、50—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在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它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将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这也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决议强调：“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②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从《八一宣言》到瓦窑堡会议，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在实际工作上，首先是和张学良、杨虎城取得合作，在西北地区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诚实践者。1934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中央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中就提出了“抗日反蒋”，《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594页。的口号这个口号，直到西安事变前几个月都是正确的。后来，即1936年3月4日，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中，曾提出一个尖锐而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中国的国家力量——军权和经济实力，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同时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因此，抗日必须联蒋。同年4月9日，张学良在肤施与周恩来会谈时，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已经变化着的情况，为了把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全国，慎重地考虑了张学良提出的这个意见，认为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党中央在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就没有反蒋的字句，而使用了“蒋介石氏。”《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200页。的提法同年9月1日，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开头就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75页。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逼蒋抗日”的总方针就是接受了张学良的正确意见，并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生动的实践，从而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周恩来说：“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周恩来选集》上卷，195页。
关于西安事变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系问题，1936年12月19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指出：“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83—84页。同年12月27日，《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又指出：“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及其被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西安事变简史》，104页。1937年2月15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中还指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国内战争，结果分裂中国，便利于日本之侵略与汉奸之卖国；一是国内和平，结果团结中国，便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对日抗战之实现。中央采取一贯的和平方针，避免了战争危险，基本上建立了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党中央的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接见《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贝特兰和史沫特莱时，曾讲过下面一段话。当两名记者问到“你们标语上说的‘统一战线’是什么意思呢？”时，杨回答说：“抗击日本的侵略已成为团结全国人民的意志。我们认为面对国家的存亡绝续，一切党派的利益都是次要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组成一个全国的抗日阵线。这并不是口号、而是在中国可以实现的，就像今天在西安正在实现的那样。”高西莲：《〈西安事变与国际友人〉报告会概述之二》，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学术动态》1987年第2期第8页。关于这个问题，张治中也讲得很深刻。他指出：“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变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谁都知道，蒋之所以能够安然回到南京，与中共当时的决策有重大关系。因为中共当时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迫，大敌当前，内部不容分裂，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力劝张学良、杨虎城放蒋回去。在今天看，这一着实是中共伟大英明的决策，也是以后中共步步胜利的重要关键之一。”又说：“这次事变，是国内情势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因为它促进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成。”张治中：《我与共产党》，1版，第7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历史的结论也正是如此。当然，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决不仅仅是促进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成，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完成，特别是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最沉重的打击。
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曾经和国民党的代表进行接触，谈判过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是想把共产党当投诚看待，以收编全部红军。1936年5月初的一天，陈立夫提出国共两党谈判的四条中，前两条就是：(一)K(代表国民党)方欢迎C(代表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但须加以改编。(二)C方武装部队改编后，与中央军同等待遇。谌小岑：《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片断回忆》，见《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第575页，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直到西安事变前，国民党蒋介石都没有改变这个想法。因而，两党谈判也就没有结果。
然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却历史地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是这样阐述的：“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1版，351—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前夜，即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1)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还表示，如果国民党能够确定此国策，中国共产党愿给贵党以如下之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中央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2月22日，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等。会后，即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于是，国共两党为重新合作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1937年2月，国共两党的代表在西安正式开始了谈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的代表及蒋介石又进行了多次谈判。但都没有达成全面协议。而蒋介石甚至居然提出了“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意见。这说明对国民党蒋介石还要继续进行说理斗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感到不能苟安了。这时，中共中央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17日，蒋介石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8月22日，蒋介石宣布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必要。蒋介石说：“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守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张治中：《我与共产党》，1版，9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对此，毛泽东曾经评论说：“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352—353页。9月25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中，还说：(1)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2)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国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历史早已证明，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有力地推动了国共两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合作， 使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呈现出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回顾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时，再一次极其深刻地写道：“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1版，7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就是结论。
1987年9月18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