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早逝
1911年农历六月，祖父五十岁，不幸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其时父亲十四岁。临终前，祖父最不放心的是他只有这么一个独子，又十分顽皮。他把我的大姑妈和三姑妈叫到床前，流着泪对她们说：“你们只有这一个弟弟，一定要尽力帮助他成人……”说着，望着站在旁边的独生子，嘴唇颤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泪如雨下。父亲跪在床前，号啕痛哭。他知道他的父亲是带着多么殷切期望的心情和巨大的痛苦离开了人间！
我的这两个姑妈都忠厚善良，和父亲虽非一母所生，但姐弟之间的感情很深。她们后来都嫁给了富门。在父亲最困难的青少年时期，得到过她们不少资助。
祖父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在大家庭中备受欺凌。昔日的亲朋也逐渐冷淡。父亲这时才开始感受到人情的冷暖。一天，父亲伏几而卧，忽然梦见祖父立于身前，流着泪望着他，反复地说：“你还不赶快发愤读书？你还不赶快发愤读书！”父亲大骇，惊醒，出了一身冷汗。自此，父亲突然与过去判若两人，硁硁孜孜，力学不懈，自动结束了他无拘无束顽皮的童年生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父亲走上了刻苦奋发求学的道路。
学徒
祖父去世后，其挚友曾梓亭对祖母说，大家庭依靠不住，小五子种田无力，经商无能，在家不是办法，好在还能画一点画，不如顺其所好，学点手艺，以后好自谋衣食。曾梓亭有个朋友叫张青甫，在南京以画人像为生。他建议祖母让父亲去从张青甫学画人像。祖母依其言，乃请曾梓亭领着父亲，带几件换洗衣服，到离家一百多里的南京学艺去了。父亲当时还不足十三周岁，又是第一次远离家门，母子俩洒泪而别。祖母更是泣不成声，再三叮嘱父亲：“你要好好儿学画，要争气，不要想家，自己注意冷暖……”祖母因为是小脚，不能远送，只有倚门目送父亲，直到望不到父亲时，还爬到后山上远望，见父亲的背影慢慢隐没在长堤丛柳中，才含泪归家。
张青甫家住南京评事街绫装巷的西头，画店在巷的东头，靠大街，家与店不在一处。张先生早进店，晚归家。夜晚由父亲看守店门。店是一开间的门面，但店后有好几进，像个直筒子，又黑又深。晚上店门一关，就剩下父亲一人。一到夜里，成群的老鼠、黄鼠狼跑东跑西，闹个不停。父亲睡觉时，黄鼠狼还经常来拖父亲的被子，甚至爬到床上，坐在父亲身上。父亲刚去时，害怕极了，便用被子蒙着头，整夜不敢睡觉，只有在极困倦时才能入睡。后来渐渐习惯了，才稍微好些。有一次，官府用囚车拉着几个犯人去斩首，正好从店前经过。这天夜里，父亲只要一闭上眼睛，几个犯人就好像站在他面前，几个血淋淋的人头睁着眼望着他，父亲被吓得浑身汗透，一夜不能入睡。
学艺期间，伙食自理。父亲每餐仅以小菜下饭，偶尔买一块豆腐干佐餐，已是珍肴。同村人沈长全运米来南京出售，见到父亲这样苦，想到成璋遗此一子，生前视之如命，今受大家庭虐待，沦落至此，心甚怜恤，赠两块银元叫父亲改善生活。父亲哪舍得用，把银元用线缝在内衣里，密藏起来。
父亲在画店，从早到晚，每日扫地、抹桌、冲开水和做一切杂务，有时还要去张青甫家做杂事。白天没有片刻闲时，直到晚上关上店门，才能学画人像。开始照着九宫格子学放大，逐步用炭笔勾绘人像各部轮廓，最后学画光暗部分。每晚都要勤奋临摹到深夜。
张青甫开头以为父亲是个乡下孩子，朴朴楞楞，有点呆，哪知父亲画人像、勾轮廓，很熟练。又见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凡顾客画像要题字的，不论真草隶篆，父亲都行。张青甫大为欢喜。遂悉心教他起稿用笔诸法，并教他工笔画。父亲自己在旧书肆买得《人物十八描》、《画人像三百法》、《传神秘要》等书，灯下仔细阅读临摹，进步很快。父亲人品好，聪明好学，为张青甫逐渐器重，乃更精心地教授父亲。
时光如流，父亲学艺已一年多。1913年春，父亲患了满身脓疮，兼之思母心切，乃请假回家探亲。一年多不见，祖母见父亲已变得骨瘦如柴，满身脓血，目不忍睹，伤心至极，抱头痛哭不止。父亲拆开内衣口袋，掏出隐藏的两块银元交给祖母，备述其故，祖母更是伤心万分。
父亲脓疮稍愈后，祖母死也不肯让父亲再去做学徒了。对父亲说：“你就不要再去南京了，不如在家继续读点书，今后教几个学生糊糊口算了。”父亲极孝顺，乃从祖母言，留家中，时父亲十六岁。
“不及，非人也”
父亲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就“焚膏继晷”地在家读起书来。祖母叫他稍息，父亲口头唯唯，背地里哪肯浪掷一分光阴。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早起晚睡，读呀、写呀、画呀，夜以继日，没个了时。夜深，双眼倦得睁不开，用冷水浇头、洗脸，或用手拧腿肉，以驱睡意提神。夏夜蚊虫多，他就把两腿放在桶里，上面罩一块纱布。他认为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从刻苦中磨炼出来的。学而后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他用范仲淹的名言“不及，非人也”作座右铭，别人能做到的，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做到呢？所以他的一生认定要做的事，就非做到不可。父亲行路非常快，他的秘诀是：“赶上走在自己前面的人。”等到赶上了，超过了，再赶向另一个走在前面的人。他学习的道路，同样是赶、是超。他把随人脚后跟跑看作是极不光彩的事。学无止境，他总是策励自己，永远不停地前进。
这时父亲开始自号“三痴生”。人问他哪三痴？他从未作过明确解释。有人说元代有黄大痴，清代有王二痴，意谓父亲继之而三。也有人说：“痴于诗书画，故号三痴。”更有人说，古谚有“一聋三痴”，意谓父亲以此自嘲。父亲十七岁作的《自慨》诗有句云：“生平为癖诗书画”，这可能是他当时取此名的主要想法。在艺术上，父亲“大力煎熬八十年”，这八十年该要付出多大的“痴劲”！他说，不痴的人，大抵是被自己的“聪明”误送了一生。
求师
乌江文风甚盛，这是沾了唐代张籍、宋代张孝祥、张即之的光。张籍蕴藉深沉的乐府诗歌，张孝祥豪放俊迈的长短句，张即之雄肆诡动的书法，在中国文学、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起着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戴敬夫高古浑朴的文章、戴孝本幽澹简远的画笔、都卓荦不群。他们都是乌江附近人，流风余韵，绵绵不绝。到了民国，张栗庵先生住在乌江区卜集，播扬学术，力挽颓波。当时在乌江镇也有两位学者，一叫范柳泉，一叫范培开。前者能文章，后者工书法，号称“两支笔”。时父亲埋头自学，面向茫茫学海，陷于困惑、迷惘之中，乃求两先生为之导路。
父亲以习作诗文请范柳泉批改。范柳泉是前清廪生，说父亲读了不少书，有很好的基础，诗文胎息好，有清气，病在质薄，不能恢弘博大。要多闻、多识、多读、多思、多做。要厚积薄发，取宏用精。大材小用，则游刃有余，小材大用，则捉襟见肘。厨空无物，再好的厨师是办不出丰盛的筵席的。读书万卷，下笔千古，滔滔滚滚，是胸中有源头也。他叫父亲读《文选》、《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词类纂》、《饮冰室文集》等。范柳泉知道父亲清寒，再三鼓励说：“哀者必胜”，大凡有成就的人都是在困顿颠踬中挣扎出来的。
范培开精习唐碑，对二王、“二爨”也写了多年。他喜狂草，20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卖过字，日本报刊曾作过介绍，后回乌江行医为生，写字酬世。乌江姓范的是望族，叙起来和我们家还有姻亲世谊关系。范先生见到父亲的作业，认为十六岁的青年能写得如此秀媚遒逸的行楷，非常器重，遂悉心传授书道。先教他包世臣执笔之法，双钩悬腕，笔笔中锋。并教他先从唐碑入手，继而上窥魏晋及宋以后诸大家，谓遍临百种碑帖，博采众长，然后自然酿成一体。父亲先学柳公权，后范先生又送一本颜真卿的《李元靖碑》给父亲，父亲苦学不辍。父亲常对我们说：“我从范先生学书法，得益颇大。我用悬腕写字全亏范先生的教导。本来我写字是伏在案上，全用笔拖，不懂也不敢悬腕。从范先生学书后方憧得悬腕之法。悬腕才能用笔活，运转自如。”
后来，父亲总结自己的学书经验时说：“学楷书之后，应由楷入行，不能一步就入草书。不然，易于狂怪失理，钉头鼠尾，诸病丛生。”他又说：“范先生可惜没有走这条路，学唐碑之后就攻草书。当时就有识者评他太狂，太怪了。一步之差，终身不返，可惜！可惜！”
古棠三痴生吟稿
1914年9月13日，父亲装订了一本他当时写的诗集手稿。封面是父亲用正楷书写的《古棠三痴生吟稿》，下钤自刻印章“三痴生”。第二页是他用正楷书写的自己当时的名字“林霖”，下钤自刻印章“痴墨”。封底他用行书写“甲寅九月十三日午时。”
这本诗集手稿共二十七张纸。纸张是当时家乡学生练毛笔字用的竹纸。这种纸很薄，质量很差，现在早已不生产了。诗集收习作诗词共一百一十七首，都是父亲用行书或正楷书写。大部分诗都直接在稿本上做修改，有的诗反复修改，有的诗则改动较少，也有的只字未改。
这年父亲虚龄十七岁，实足年龄十六周岁还不足，是从师范柳泉和范培开先生的第二年。
从这本诗的手稿可以看出，父亲少年时（十六周岁）的诗文和书法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难怪当年范培开先生一再夸赞父亲“年轻有为”，当时乌江耆宿范柳泉评其诗：“词旨清婉，用典浑切，凤鸣高冈，自非凡响。”
从这本诗手稿还可以看出，这时父亲的书法已经开始形成自己风格的雏形。熟悉父亲书法的人，一看便知这是父亲写的字。这说明尽管父亲后来的书法不断变化，但基本风格面貌和青少年时期的字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这本诗集手稿历经劫难，在荇若处能够保存下来，真是万幸。这为研究父亲诗文和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
为便于后人观摹研究，这本极珍贵的诗稿已无偿地捐献给采石矶“林散之艺术馆”收藏。
习武
父亲在家日夜苦学，渐感身体不支，经常头晕，十分瘦弱。为了能够坚持学习下去，便下决心习武。这时谭师傅已经去世。于是他每月花两元学费在乌江镇向一位卖拳艺的师傅学武术。每天学一点，晚上睡觉前，早上起床后都要练习一番。白天学习困倦时，也出去打打拳，调剂身心。父亲学任何东西都非常认真，经过几年苦练，还真的练出一些真功夫来。膀子运起气来，能顶得住别人用铁锤打，身体变得相当强壮了。
家乡青年农民在傍晚闲时，常喜欢在门前打谷场上举石担，玩石锁，比摔跤。这是他们最活跃、最快乐的时刻。
邻居周义荣长得像个欧洲人，身高约有一米八，手、臂、腿和胸部都长满又黑又长的粗毛。当时二十多岁，身材高大，手脚灵活，谁与他摔跤，一交手就会被他摔得四脚朝天，附近几乎无人敢和他较量。父亲十九岁那年，一次也在打谷场上和众乡邻练武玩耍。父亲为了试试自己习武术的实际效果，乃用双手扳起谷场上有四五百斤重的石磙，使之直立翻滚，居然一次连续使之翻了十几个筋斗，把石磙从稻场这一端翻到另一端才歇下来，一般人是无此力气的，众青年齐声喝彩。这时周义荣也在场，众青年哄闹着要周义荣和父亲摔跤，比试比试。周比父亲长五六岁，高一头，阔一臂，他哪里把父亲放在眼里，趾高气扬地笑笑说：“他还行？”父亲习武只为健身，从不与人交手。但经不住众青年哄闹怂恿，同时也想试试所学武术的实际本领，于是就同意比武了。家乡农村人摔跤习惯是相互搂起来摔。周蹿上去就想把父亲抱起来摔倒。父亲急忙闪身让过，抓住周的膀子。就势顺着他蹿上来的猛力向前一送，周立脚不住，跌了个脸朝地。周跌得快爬得也快，爬起来就是一个“黑狗钻裆”（以头撞向对方胯下），父亲掣身转腿，用脚对准周的臀部顺势一蹬，周因用力过猛，这一下跌出去七尺多远。周顷刻间莫名其妙地连续被摔了两跤，爬起来哪能服气，揉揉眼睛，定了定神，突然跑过来就用双手抓住父亲的两臂，想凭自己的大力气，把父亲摔倒。父亲早有准备，两腿立稳，如生根一般。周见摔不动，更狠命使劲。父亲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踩住周的一只脚，就势用力一推，周跌了个“仰八叉”。打谷场上腾起一片哄笑。有人说：“周义荣，你算了吧，不要再逞雄了！”周拍拍身上的泥，终于红着脸承认：“你会拳，我斗不过你！”父亲也笑笑说：“你力气比我大，我只是借用你的力把你摔倒的，这叫四两拨千斤。”
父亲习武，不仅强健了身体，保证了他能精力充沛地坚持刻苦学习，尤其对他后来只身万里壮游帮助更大，不但履危涉险，还曾多次有效地制止了别人对他的欺凌。
手足情
父亲埋头苦读时，家庭经济十分拮据。
自祖父去世后，大家庭对祖母的经济控制更严。终年只给一点儿口粮，用费分文不给。祖母是小脚，我的四姑、五姑还小，没人能挣一个铜元。祖母在后园种了几墒菜，炒菜时只用油擦一下锅，一斤素油吃忘了时日。养几只鸡，生下的蛋用来换油、盐。父亲日夜苦读，祖母心痛，为补养身体，偶尔用咸臭菜卤蒸一个鸡蛋给父亲一人吃，算是上肴了。此时用咸臭菜卤蒸鸡蛋吃成了习惯，后来成了癖好，毕生都爱吃这种闻起来臭，吃起来鲜的菜。老来居住南京，没有人家有臭菜卤，父亲常托乌江农民从农村带这种臭菜卤来给他蒸鸡蛋吃。
那时照明用菜油点灯，就是在盏子里放点菜油，油中放“通草”，燃着草即可照明，灯光如豆，家中其他人未黑即眠，舍不得点油灯，只有父亲晚上看书，不得不点。灯的亮度是随所燃通草的根数增加而增加。为节油，父亲总是只燃一根“通草”。
读书写诗作字画是少不了书籍和纸墨笔砚的，家中哪有钱买这些东西？我的两个姑妈为支持自己的弟弟勤奋学习，时有资助。大姑父叫范期仁，是附近几个县中最有钱的大富户，但为人极吝啬，大姑母向他要一个钱都很困难。大姑父有个癖好，喜欢经常把收藏的大量银元拿出来数数“过瘾”。他高度近视，数银元时专心致志地要把那摞摞银元一枚一枚拿到眼边来数。大姑妈为了资助其弟弟，“逼上梁山”，急中生智，在大姑父数银元时就拿衣服到桌上去缝，趁其不注意时，用衣服盖住放在桌上的银元，从中偷偷拿走几个银元放在自己口袋里，有便时就带给父亲。三姑父早亡，三姑妈年轻守寡，没有儿女，孤身一人。尽管三姑父在世时吸鸦片卖掉不少田产，但去世时还留有不少产业，因此三姑妈经济上还算宽裕，每年也能资助父亲一些钱。他们资助给父亲的钱，父亲一分也舍不得用来改善家庭生活，全部用来购买书籍、字帖、画谱和笔墨纸张。一次过年，三姑妈回娘家，带来三十枚银元给父亲，这在当时我们家可算是一笔巨额财富，足可够全家一年的生活用费。可是父亲得钱后，立刻全部带到南京去买他必需的学习用品。不料刚到南京，钱就被扒手全部扒去。父亲悲痛欲绝，回到家后，见到三姑妈痛哭不止。经再三询问，才知原委。三姑妈舍不得弟弟太伤心，赶紧回家卖了三十担稻，将被扒的钱再补给了父亲。父亲对姐姐的恩情终生不忘。后来有能力时，为便于就近照顾三姑妈，在我们家宅旁盖了三间瓦屋，把她接来居住，并帮她抱了一个养女，招了女婿，为其养老送终。
课蒙
大姑父范期仁有一儿一女。1915年，男已十岁，女八岁。他因巨富，时时担心盗匪，大门整年关着，还加上粗大木杠顶起来。院子墙上扎了铁丝网遮拦住，防止盗贼从房上经院入室。他的儿女不敢送到外面读书，怕被“绑肉票”。一般塾师又不敢请入家中，以防内外勾结，于是他想到父亲，既有文才，可当儿女的家庭教师；又有武功，可兼作“保镖”。于是愿以年薪一百银元的高价请父亲到他家当家庭教师。父亲欣然同意。大姑父家住和县卜集小夏村，距我们家二十五华里。
自父亲去范家教书，家庭经济状况开始大大改善，家中既少了一个人吃饭，而且薪金高，还有额外收入。最重要的额外收入是写买田产的契约。大姑父每年积下来的钱大多用来购置田产，每购田产，总要请父亲写契约。第一次写契约时，大姑父给了父亲八十银元酬金，这也是为了鼓励父亲为他家多卖力。父亲大喜，将此巨款悉数汇到上海有正书局，邮购新出版的珂罗版精印书画册。大姑父知道后气极了，指着父亲狠狠地说：“你这个书呆子，怎么舍得拿这么多钱去买那些‘倒头’的东西！该死！该死！活该穷一辈子！”父亲生活上极节俭，一分钱也舍不得乱用，但买起书来却大方得出奇。要知道这八十银元在当时足够我们全家数年的生活费用。这方面也充分表现了父亲的“呆”劲。难怪大姑父不可理解。但有识者都说父亲“有出息，将来定能成才”。
父亲买得书画册后，如获至宝，终日观摹临习，不忍释手。
大姑父家大门两侧想做一对大石鼓作装饰用，院落的石墙上也想雕刻一些画作装饰。觅石工高手不得，商请父亲来办。这是父亲第一次从事大型石雕，辛苦了几个月才完成。大姑父见了很满意。
恩师张栗庵
安徽省含山县前清进士张栗庵，精通古诗文词，淹贯古今，也是一位名医。范培开曾从其学医术。当时张先生居和县卜集渔家网村，距大姑父家只有数里。经大姑父介绍，父亲前往拜谒求教。张先生见父亲年轻好学，朴实无华，谈吐不俗，对古诗文已有相当基础，甚喜。他对父亲说：“读书人求学问，在能自立时，首先要知道门径，要有师承，要讲求法度，凭自己想象去臆造不行。汉儒经师，都有师承法度。你学习很勤奋，但千万不能图虚名，荒度岁月。汉代司马迁写《史记》，叙事质朴无华，文词简洁，宋代程氏兄弟及朱子，学说源自老庄，出笔皆能阐发六籍之精蕴，以诚为本，穷理为主。明代归有光承其遗法，工古文经术，法度严谨。晚近桐城派以方苞、姚鼐为首，应学其法度，精研经学……”自得张先生正确指点后，父亲更勤学诗文，学业大进。
张先生家中藏书极富，逾六七万卷。这为父亲“读万卷书”提供了方便。
父亲常对我们说：“我见到张先生后才知道做学问的门径。”每提到张先生，父亲总是感慨地说：“张先生不仅指导我写诗文的法度，我后来从师黄宾虹也得力于张先生的推荐。我有次大病，危在旦夕，也是张先生医治救活的。”父亲对张先生有着极深厚的感情。
张先生临终前，父亲去看望他。他惨然道：“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亲。”并赠肖像一幅。父亲将他一直悬挂于“江上草堂”中。张先生去世后，父亲作“斋居苦雨对栗庵夫子遗像有感”，诗曰：
破书故纸堆满簏，非取自奇期免俗。
荒江寂寂秋不归，衰柳疏槐冷犹绿。
我之所思在空谷，师有虚堂日观复。
忆昔挟策从学时，文章两汉授我读。
春宵秉烛昼苦短，日尽千行犹未尽。
抗心欲成有用材，岂敢局促为庸碌。
春风秋雨卧空山，冷月疏星照寒屋。
病中遗我容一幅，对之伤心严且肃。
读书万卷终何益？生死黄金买不得！
蒿里萧条薤露残，梦魂久已无消息。
人间多情每相忆，况此师生恩无极。
殷忧沧海起波涛，回首平生泪沾臆。
黄昏苦雨声满天，潮打江南又江北。
起死回生
临古人画是学画开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方面，父亲经历了近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他早期从看画到临摹，从用笔到用墨，从章法到理法，从画境到诗境，都经专心致志，下过苦功。
1918年秋，父亲在临一张沈石田的《洞庭秋色》长卷，精心描绘。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沉浸在洞庭湖千里烟波和秀美的山林之中，不幸只临了一半就病了，卧床不起，乃请我的大伯父来医治。
大伯父名林以韩，是二祖父的长子，前清秀才，读过不少古书和医书。为人诚朴寡言，但极迂执。他医书虽读过不少，但从来没投过师。看病只靠自己对照书上所说的去估猜，经常出事，把病人轻病治重。祖母不敢请他给父亲看病，但父亲说他学问好，医书看得多，一定要请他。结果把他请来。两剂药吃下后，父亲病情急剧加重。大伯父习惯地两手叉着腰，看着父亲说：“不行了，没有救了。”父亲听后，昏沉中还口占一首绝命诗道：
此夕皋兰尘梦远，他年湘竹泪痕多；
未成风雨溪山愿，半卷飘零可奈何！
病里犹思湘水月，梦中苦忆洞庭波。
画缘未了今生愿，墨债留为来世磨！
祖母听大伯说“没救了”，吓得魂不附体，但也不大相信他的话，忙请邻人借条毛驴火速去二十五里外的卜集请张栗庵先生来。张先生听到自己最得意的门生病危，当夜赶来。一进门，脸不洗，茶不喝，径直走到父亲床边。见父亲已昏迷不省人事。张先生各处仔细审视，边诊脉，边看大伯的处方，最后长叹一声说：“怎么能用白虎汤？”
当时父亲高烧，全身热度烫人手，舌头已烧焦，嘴唇燥裂。但按照大伯父要求，不能让父亲吹一点风，怕“招表”，把房间门窗全部关得严严实实，还用被子临时做门帘，把门遮住，怕人进出有风。父亲的身上除了用厚棉被严严盖着，还外加棉衣，想把父亲“捂”出汗来可退烧。张先生见状，大惊。立即把父亲全身衣被掀掉，叫把门窗全部打开，并用冷水浸毛巾轮换敷在父亲的头上。大伯父在旁都吓呆了，认为不可理解。
张先生立即开了一个药方，派人连夜去乌江镇抓药。张先生叫不要小药罐，而用家中最大的砂锅煨药，把药当茶不断地灌父亲喝下去。
张先生通夜未眠，每隔一会儿就去摸摸，看看，观察父亲病情的变化。对我祖母说：“这药下去，只要有一点松动就有的救。”黎明时，父亲突然喊口渴，要喝茶。祖母终夜守在一旁，见状急去告知张先生。张先生跑来一看，长吁了一口气，对祖母拱拱手说：“恭喜，恭喜，你家不该断后。散之有救了！”经张先生调治，父亲的病一月痊愈。病愈后，父亲将病中所作的诗作了修订，存录如下：
戊午秋日，作洞庭秋色长卷未竟，一病几危，濒殆时犹念念若卷不置，枕上成绝命诗二首：
千古骚心在汨罗，苦将幽思托微波。
披萝岂忆来山鬼，乞药无灵误素娥。
此夕皋兰尘梦远，他年湘竹泪痕多。
未成风雨溪山愿，半卷飘零可奈何！
那堪衡雁又南过，水墨蹉跎感翠螺。
病里犹思湘水月，梦中苦忆洞庭波。
画缘未了今生愿，墨债留为来世磨。
自是秋风成绝笔，养生何必怨黄婆。
病初愈后，父亲到后山草堂，已是西风归雁，落叶满坡的晚秋季节了，乃又作“病后坐草堂二首”。
待身体康复后，父亲继续完成长三丈余、宽八寸许的《洞庭秋色》长卷。
驱狐
父亲长年在外教书，家中只剩下祖母带着我的两个小姑姑。三口人，十间屋。人少屋多，不知何时，跑来一些狐狸。旧时家乡把它们叫做“狐仙”或“大仙”。祖母以“仙”待之。在家里摆上香案，天天烧香磕头，祈求“大仙”保佑平安，丝毫不敢得罪。结果狐狸越来越多，吃家中鸡，毁家中物，大白天在屋中跑来跑去，毫无顾忌。
年关将近，父亲归家过年。见家中摆有香案，不知何故。又见狐狸在家中乱跑，尤其夜间，更扰人不得安宁。父亲非常厌恶。乃到镇上买来大爆竹数十枚。入夜，家人皆都睡了，父亲独坐看书，狐狸蹿跳如故。父亲燃香一支，把全部大爆竹放入衣袋内，见有狐狸即点燃一枚爆竹向之掷去。狐初不知何物，突听一声巨响，吓得尖声怪叫，四散奔逃，父亲紧追不舍。狐狸跑入谷仓中，即燃爆竹掷入谷仓；狐钻入地板下，即燃爆竹掷入地板下。一时家中砰砰轰轰，雷鸣四起。狐无藏身之处。两个小姑姑吓得用被子蒙住头，浑身乱抖，不敢动弹一下。祖母小脚，睡觉前要解去裹脚布，起床时必先裹好脚才能站立。此时只得边裹脚，边急喊：“五子唉！你做做好事，千万不要再胡闹了！”等到她颤抖着把脚裹好后，家中狐狸早被驱逐一空。祖母大骇，以为这次一定闯下大祸了。赶快烧香点烛，叩头不止，乞求“大仙”饶恕“呆子”（祖母一生都称呼我父亲呆子）年轻无知，自己愿替儿子接受一切惩罚。头在砖地上都磕得发青发紫出血了。
这一夜祖母一分钟也不敢入睡，念经求佛磕头。村邻们听到巨响，不知出了什么事，都跑来询问观看，也都为我们家捏把汗，以为定会有灾祸降临，得罪了大仙，那还了得？
出乎祖母和乡邻们意外的是，“大仙”们并没有“降祸”到我们家。相反，倒是自此后，我们家再也没有狐狸来骚扰了。于是，乡邻们又说“林五先是‘文曲星’下凡，文曲星官比狐仙大，因此狐仙才不敢降祸于他”（那时家乡人，特别是农民，常把对父亲的尊称“林五先生”简称为“林五先”）。
痴人得贤妻
1917年，父亲二十岁，娶赵氏，甚贤淑。不幸婚后一年，赵氏病逝。穷家娶媳妇大不易，举家哀痛。
三姑妈嫁盛门。族人盛秋矩中年丧妻，留下三子一女，都寄居其大外婆家，住全椒县盛家村。三姑妈见其女盛德粹心地善良、性情温顺、举止端庄、朴实勤劳、善持家务，甚怜爱之，想为父亲做媒。但盛秋矩家富，有田庄，还有布店。曾有两个富家子弟求婚，盛公嫌男孩轻薄，皆婉言拒绝。三姑妈自度弟弟家贫，且聋痴，不敢造次。后婉言询问盛公择婿要求。盛公说，择婿一定要男孩品学兼优，其他无所计较。三姑妈认为自己弟弟符合盛公择婿要求，乃向盛公介绍情况，并试探提亲。盛公心动，但怕三姑妈袒护自己弟弟，言过其实，不敢轻诺。一次范培开去全椒，盛公在全椒经营布店，二人为挚友，相见甚欢。谈话间，盛公向范培开先生了解父亲情况。范先生极力赞誉，说：“林以霖（父亲的学名）是我的学生，我对他了解甚详。他家虽穷，耳朵也有点聋，但为人正直、敦厚，求学极勤奋、踏实、谦虚，诗文书画皆精。我所见到的青年无人能与之相比，将来必成大器。”盛公所了大喜，遂允诺了婚事。尽管大房外婆竭力反对，其他亲友也大多不赞成，认为盛德粹这样一个贤淑能干的好姑娘，怎么可以嫁给一个又穷又聋的书呆子，而且还是“填房”。但盛公既已看中，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
1919年，父亲二十二岁，母亲二十岁，林盛两家结为秦晋之好。盛家离我们家四十里。“回门”（新婚后，新郎新娘同回女家，当地称回门）那天，父亲是布衣布履步行去的。母亲的堂妹嫁给富户，回门那天，新郎着皮袄、绸缎马褂，骑高头大马。相比之下，天壤之别。众人皆议论纷纷，说盛秋矩瞎了眼，上了别人的当。怎么选来选去却选上这样一个穷女婿，太丢人了。可后来没过多少年，那个富家子吃喝嫖赌，家产很快败尽，又遭了火灾。落得一贫如洗。而我们家却蒸蒸日上。这时人们又议论说，盛秋矩是瞎猫碰上死老鼠。母亲每谈起此事，总是慨叹她堂妹的“命苦”，遇人不淑，落魄成那副模样。
母亲作为一个富家小姐，突然嫁到父亲这个穷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是受了“大罪”的。首先在生活上有巨大差距，在娘家时，天天鱼肉不断。出嫁后，每天只能以不见油星的咸菜下饭。尽管祖母怕媳妇受不了苦，有时加点烧豆腐或蒸鸡蛋给媳妇吃，但贤惠的媳妇却总是把好菜省给婆母和两个小姑子吃，说自己“喜欢”吃咸菜。父亲年终回来，带回二斤猪肉过年，要母亲红烧一点，做些肉圆子，炒点肉丝。总共才二斤肉，五口人过年，还要做成这许多花样，真叫母亲为难极了。但母亲还是精打细算，把肉块切得小小的，在肉圆里掺一些糯米饭、豆粉凑数，肉丝切得细细的，尽量满足了父亲的愿望。
最令母亲难受的是，那时大家庭仍由二祖父掌管大权，具体家政由四伯父和四伯母管理，对我们家生活控制极严。不仅一分钱用费不给，就连米也要分次慢慢到四伯母手中领取，每次只给二十斤，要母亲用口袋去背。每次去背米还要受气，看他们白眼。母亲是独女，在自己家中是千金小姐，我的外祖父视之如掌上明珠。她哪里受过这份罪？受过这种气？每次去背米时，不好意思出大门走正路，总是翻后山走小路。受气回来后，只能走在半路上放下米袋痛哭一场，回到家中，还要擦干眼泪，强装笑容，怕使婆母难受。
好在祖母对母亲极好，胜过亲生女儿。祖母每早总是抢先起床，以水浇门枢后才轻轻开房门，以免开门有响声将媳妇惊醒，尽可能让媳妇多睡一会儿。自己则轻轻将早餐稀饭烧好，室内外打扫干净。母亲的贤淑，父亲的诚厚，他们之间恩爱相处，相互体贴。因此，尽管在大家庭受气受辱，生活上虽极艰苦，但在小家庭内却是和睦亲善，这使母亲得到了温暖和安慰。
分家
大祖父在世时，大家庭有权有势，而且很有钱，是当地一大富户。但自大祖父去世后，二祖父及其子女就无所顾忌，开始胡来了，有的抽鸦片，有的狂嫖滥赌，你比我，我比你，愈演愈烈。偌大家产，被他们迅速变卖殆尽。我们家孤儿寡母，敢怒而不敢言。连吃米饭都受他们的气。
1920年，父亲已二十三岁，眼看家产要被败尽，而且可能进一步要受他们牵连，不分家是不行了；同时，这时候二祖父已年近六旬，其他伯父又都手无缚鸡之力，而父亲武功却进一步加深。万一他们要动武，父亲自度也足可对付。于是决心一定要和他们分家。
旧社会分家，一定要由公亲出面调处，如无公亲，分家产时，当事人各持己见，不好处理。当时我们大家庭唯一的公亲是嫁在江苏省江浦县城田姓富户的大姑奶奶（祖父之妹）。分家时必须请她来说公话。江浦县城离我们家六十里，父亲两次去请，她死活不肯来。原因一是旧脑筋，认为分家不光彩；二是怕得罪自己二哥和众多侄儿。父亲一再恳请，她始终不允，反而教训父亲：“你二伯还在世，好好的家分开像什么话？”父亲气极。此后数十年不入姑奶奶家门。按当时常理，姑奶奶不来，家是不能分的。但父亲主意已定，只有打破常规，去请了同族的两个远房伯伯林以发、林以昭及朋亲曾梓亭来调处分家。
分家这天，二祖父坐在大家庭住宅大厅的上首，他既是我们大家庭的家长，也是乌江一带整个林族的族长，而且他的辈分在林族中最高，是整个林族留存下来的唯一的“活祖宗”。他在族内具有很高权威。林以发、林以昭都是二祖父的侄辈，和曾梓亭分坐两旁。二祖父的三个儿子和父亲都坐在下首。祖母、母亲和三位伯母皆在侧厅，隔墙而听。过去像这种家庭大事，妇女们无发言权，也不准插话。
祖母二十几岁守寡，带着孤儿弱女，受尽大家庭的歧视、虐待和欺辱，偌大家产被二房（指二祖父全家）挥霍败尽，三房（指我们家）孤儿寡母却一直过着极其穷困的艰难生活。这样极端不公平的事是人所共知的。以发、以昭都是忠厚老实的庄稼人，一心想为孤儿寡母说几句公道话。可是胆子小，见二祖父铁青着脸坐在上首，便不敢开口，只是抽着旱烟，闷不吭声，僵持的局面沉静了很久。父亲急了，只好站起来首先发言。他历数了家产被二祖父把持败尽，我们家受尽苦难的事实后，愤然地说：“过去的事可以算了，但现在必须分家。如果同意，一分钱、一块土不给我也行。如不同意，今后大家庭财产，不得我同意，谁也不准动用分文。”曾梓亭为人正直，接着据理力劝二祖父要斟酌情理。以发、以昭也跟在后面帮衬。二祖父于理于情也实在说不过去，最后只好同意分家。按道理，财产应按老三房分，财产各得三分之一。可二祖父有三个儿子，如果按第二代分，他家可分得五分之三，而且他作为家长，还可另得一份。这样，就可分得五分之四。因此，他提出要按第二代分。父亲只要他同意分家，对财产如何分配，并不斤斤计较。最后由曾梓亭调停，原则上就这样定下来了。父亲分得的是最靠近我们家的一份小田产，正常年景可收十五担稻谷。我们的母亲从此不再拎着口袋向二祖父家乞讨口粮了。
分家后，父亲除教书外，还在宅后荒山上开辟了果木园。母亲善持家务，勤俭生活，经济状况逐步改善。二祖父家，懒惰加挥霍，都日渐败落。
江上草堂
我们家宅后是一个小山坡，叫缑山，东西延绵十数里。沿山坡下都是断续相连的村庄。山坡上是起伏很小的丘陵地，大多辟为农田。紧靠我们家宅后的山坡上，有我们家几亩山地。父亲一生酷爱山林，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读书、作画环境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早有改善后山面貌的计划。分家后就立即动手进行。以家中原有山地为基础，用教书积聚起来的钱买了四周几亩山地，合共约有十二亩。在这片山地周围，栽上枸杞刺和紫荆作篱，并拉上带刺铁丝。篱内外栽刺槐、扁柏各一行，用作防风林。然后将全部土地划成四块：两块种柿树（共约七亩）；一块种桃树（约三亩）；一块约两亩，内盖草屋三间作书屋；书屋后培育竹林，不足一亩。屋前是空旷地，供习武之用。两旁栽了一些杏、樱桃、枣、银杏、梧桐、槐等树木。屋左叠一假山石。门左侧栽天竹一丛，右侧植芭蕉数本。此区与后面果园之间筑小土墙相隔。从草堂有小径通后园门，径两旁植侧柏作行道树。山下住宅四周以及从住宅到草堂的山坡上也全种上檀、枫、椿、槐、黄连木、桑、乌桕等多种杂树。山坡两旁边界上也以枸杞刺、紫荆、刺铁丝为篱，与山上果园之篱相接。从住宅到草堂修一梯状曲折小道相通。
距乌江镇半里有一个谢庄村，有大富户范期琨，是我二舅的岳父。他家教极严，儿媳和女儿们都不准高声说话，更不准与一般外人见面，是个典型的封建家庭。他家想请个家庭教师，他对父亲的人品、道德、学识素所钦仰，一心想请父亲去。他家离我们家只有三余里，为开辟和管理林园方便，父亲乃应其请，遂从大姑父范期仁家转到他家，年薪增至一百二十银元。自此父亲早出晚归，教书兼管园林。
为帮助管理园林，家中请了一个勤劳的工友叫陈世有。因山上土壤贫瘠，栽果树都是先挖好洞穴，到山下取肥沃的河泥壅根。园中埋一大粪缸，每天清晨由陈世有到乌江镇从屠户家里挑几担杀猪水存入粪缸中，定期给果树施肥。每年还买一些豆饼，沤制腐熟后，施一次饼肥。每年冬季，果园要全面翻一次土，把杂草、落叶翻入土中，起着良好的松土和增肥作用。夏季到秋季，要为果园锄草。
草堂和园林初建成后，父亲为草堂取名“散木山房”，后改名为“江上草堂”。
在父亲带领陈世有精心培育下，只四五年时间，草堂四周已全被一片绿荫所覆被。春天桃红杏白，秋天果实累累。松柏夹道成行，竹林虚怀高节。每当时雨初过，浓翠欲滴，清风徐来，簌簌作响，别是一番情境。
父亲每夜挑灯独坐，或涂抹云山，或研读诗书，丹黄并下（父亲看书喜用朱砂圈点）。黎明起床，舞拳弄棒。每当江村三月，远望春江浮天（站草堂前可看见四里路外的长江如带），风帆点点。隔岸翠螺山色，郁郁葱葱。到了夏天，万木扶疏，百鸟争鸣。雨后，“万绿漾新晴”，整个草堂沉浸在一片绿荫中，显得异常宁静、柔和、清凉。枫叶如丹，芦花飞絮，展示着深秋来临。熟透了的柿子，沁出阵阵清香。每遇秋月朗澈，父亲更喜独坐草堂，深夜朗读古诗和自己作的诗，声音抑扬顿挫，苍浑有力。冬天树叶脱落，只有松柏挺立雪天，显出坚韧峭拔、不畏严寒的性格。每当此时，父亲便对景写生，草堂一带就是一幅天然的李营丘寒林粉本。
草堂四时之景不同，父亲的四时之乐亦不同。江上草堂是他亲手经营所成，也是培养和孕育他艺术成长的摇篮。父亲二十四岁时曾在草堂建立之初用工整小楷写了一篇《四时读书乐》，我们珍藏至今，已六十九年矣！此手稿已捐献采石矶“林散之艺术馆”珍藏。
“吾亦爱吾庐”，父亲对他一手经营的江上草堂这片园林，视为纷繁杂扰的大千世界中最美的乐土，为之多次作诗歌咏，其《草阁》一首如下：
草阁
门外垂垂柳，江寒草阁阴。帆从天际远，水向岸边深。
悱恻青山梦，蹉跎黄卷心。繁声久不弄，好鸟有同音。
当果树开始结实后，对当时家庭经济生活起了不少补助作用。每年售果收入折合可得五六十石稻谷，最好年景可得一百五十石稻谷。其他各种杂木，每年修剪下的大量枝条可满足家中烧柴之用。
不仅父亲极爱草堂，它也是我们青少年时期在家时的乐园。凡是来客也无不赞美、羡慕。
草堂所在地势较高，且附近皆为农田而无成片树林，因之草堂的树林就更为突出显眼。在方圆十余里之内，目力所及，都能远远看到江上草堂这一大片蓊蓊森森、深沉茂密的树林，简直像仙境一般。有人拟之为陶渊明住的栗里，王摩诘住的辋川。人入其中，都情不自禁地说“好个所在”。这是一种环境美的魅力，这里充满诗情画意。
父亲的名字
在蒲圩林族中，父亲属“以”字辈。幼年时，祖父为其取名林以霖，有时简用林霖。十七岁时自号三痴生。
散木山房建成后，张栗庵先生取散木山房之意，谐“三痴”之音，为父亲改名为林散之，遂终生用此名。
抗日战争以后直到解放前夕，父亲作书画落款常用笔名“左耳”或“散左耳”或“散之左耳”。取意一是左耳聋，一是认为自己“与时相左耳”！即自觉与该时代不合，耳作虚词。自刻有“左耳”印章。解放后改用“散耳”，直至终年。
解放前几年，父亲有时落款用“江上老人”。刻有“江上老人”印章，后常用之，直至终年。
1970年以后，因烫伤手残，写字作画只用三个指头。偶用“林三指”、“半残老人”。曾请陈大羽先生刻“半残老人”印章。陈先生建议将“半”字改为“不”字，意为身残志不残。父亲喜从其意，陈先生乃为父亲刻“不残老人”章，后常用之。
八十岁以后，耳全聋，作书画有时落款“聋叟”、“阿聋”。
因此，根据父亲作书画落款所用笔名，可以了解其作品的大致年代。
《山水类编》
1923年，父亲开始着手编纂《山水类编》，历时三年余，1926年完稿。全书包括总论共二十九卷，三十五万余字。清稿时，部分是父亲自己正楷抄写，部分是由范培贞表姐（大姑妈之女）代抄。培贞曾在自己家中从父亲读书，既慧且贤，时年十七岁，字体清秀，颇似父亲当时字体。
《山水类编》分门别类，汇集前人有关山水画的论述，是学山水画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内容非常丰富，收罗了几百种书籍，选取精当。这时父亲才二十五岁。
1930年父亲将《山水类编》抄本带到上海，请他的老师黄宾虹先生审阅。黄先生仔细过目，并作了一些眉批。
黄先生曾打算将此书推荐给神州国光社出版。旋因抗日事起，未成。黄先生一直将其妥藏。直至抗战胜利，1948年昌午考取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黄先生在该校任教，乃将此书原稿慎重交昌午带回给父亲，一直慎藏家中。现已将此珍贵手迹捐献采石矶“林散之艺术馆”保存。
荐师黄宾虹
由于父亲自己的刻苦努力，兼有范、张二位老师的正确指点，父亲在诗、文、书、画各方面都不断取得长足进步。1929年，范培开先生曾写小传赞誉父亲：“散之虚和雅健，观其平素功夫，骎骎乎已有古人之概。”这时父亲已三十二岁，在皖东已小有名气，时有索书画者。这时期父亲写字用正楷、隶书或行书，人物画师从陈老莲、黄瘿瓢，常以历史或说部故事为题材，如《钟馗》、《东方朔》、《风尘三侠》、《孟浩然踏雪寻梅》、《史湘云醉眠芍药》、《潇湘馆春困发幽吟》等，皆为细致的工笔画。山水画多临摹，偶有创作，主要宗王烟客、王石谷。
一日，父亲作《陶渊明醉酒图》，颇自得。持呈张栗庵先生。张先生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你现在对古诗文词已有所悟，夙所秉承而能进其所介，唯六法之道非可臆造。开导点化，是在真师。切不能骛于虚名，误入歧途，空度岁月。吾友黄宾虹，海内名宿，可往师之。”
父亲闻之悚然，毅然辞去在范期琨家的教书工作，去上海投师黄宾虹。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从当时我们家庭具体情况出发，这可是一件极难的事。当时母亲身边已有四个不满十岁的小孩，长女荪若（1921年生）虚九岁，二女荇若六岁，三女芷若三岁，长子昌午虚二岁（1928年旧历十月生，实际当时只有几个月），腹中还怀着二子昌庚。此外，父亲教书年薪一百二十银元，在当时可购一百二十担大米，是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把这些全都放下，倒反花钱去上海学画画，要不是父亲自幼时就具备的为达目的可以不顾一切的特殊“呆”劲，一般人是极难做到的。
父亲去上海前，精心临绘了十几幅山水、人物画，带了一些钱和换洗衣服，持张栗庵先生介绍信于1929年春末去上海。
黄宾虹原籍安徽省歙县，出生于浙江省金华。时年六十四岁，任上海神州国光社主编，踵门求教者络绎不绝。黄先生重情义，对安徽来求学的备觉亲切。加上父亲是张栗庵介绍来的，更是热情接待。父亲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所带的画呈给黄先生。黄先生见父亲朴实憨厚的举止和衣着，仔细看了父亲的画和画上的题跋，慈祥而温和地对父亲说：“你的诗书画都颇有一些功力和才气，但是画的路子错了。古来历代大家，各宗各派，在技法上千变万化，但都离不开笔墨二字。书画之道，皆以笔墨为主。你的画全靠临摹珂罗版印刷品，不知用笔用墨之法。无笔无墨，何以成画！……”父亲闻之赧然汗下。乃于靠近黄先生住处的西门里租了一个小亭子间住下，开始了向黄先生学画的三年生涯。在亭子间，父亲写了《小阁》诗一首：
书剑频年愿已违，风尘小阁又斜晖。
潮添浦上月初出，花落江南春正归。
生事蹉跎怜布被，乡心迢递忆柴扉。
未能杯酒将愁去，闲看云天雁字飞。
黄先生藏历代名家字画甚多，不轻易示人。但对父亲格外器重，经常轮换取出令父亲细心体察。结合古代名家手迹，口传手授，作画示范，教父亲用笔用墨之法。指出如何守墨知白，要黑处沉着，白处空灵，黑白错综，以成其美。父亲受黄先生启迪，如金篦刮目，豁然开朗，不辞昼夜，尽心力学。唯积习既深，改之不易，竭三年之力，始能稍变旧貌。
在上海学习是父亲在艺术上迷津改向、艺海扬帆的转折点，父亲先后作诗《海上书怀呈黄宾虹夫子二首》和《申江春怀呈宾虹夫子四首》写自己的感受。录其七律四首如下：
申江春怀呈宾虹夫子四首
草绿天涯又一春，小楼高迥静生尘。
十年膏火空皮相，千里风波访道真。
只为胸中战肥瘦，难教腕下粲星辰。
于今解得玄机秘，笑把浮名让世人。
小别家园道路遥，春光如水去无聊。
翠螺山色晓入梦，黄浦滩声夜上潮。
鸿去鸿来乡信远，花开花落壮心销。
此情脉脉人谁觉，浊酒一杯漫自浇。
寂寂沙鸥草堂思，纷纷车马沪堧征。
无成书剑心如捣，已敝衣裘影自惊。
利锁名缰羁薄俗，芒鞋藤杖负平生。
几回憔悴思归去，离别犹听园蕉声。
生涯潦倒感平居，冷落交游迹自疏。
水远山长千里梦，身闲心懒半床书。
未能楩梓成佳器，只合蓬蒿守故庐。
最是江南滞风雨，小园辜负一春锄。
黄先生藏书甚富。父亲在上海除学画外，仍手不释卷读书。当时也在随黄先生学画的和县夏伯周先生与父亲同住一阁楼。他对父亲说：“你花钱来上海是学画的，却花许多时间看书，岂非浪费时间？”父亲笑着说：“若不读书，黄先生讲的道理就听不进去，就不能真正理解，只能学其皮相而已。”夏先生说父亲是“地地道道的书呆子”。
父亲在上海期间，对这个五光十色，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日在斗室学画、看书，真可谓是“一片冰心在玉壶”。
上海生活费高，尽管父亲非常节俭，每日只以小菜、豆腐干下饭，仍感到十分困难。母亲于1929年旧历十月又生下昌庚，家中共有七口人，祖母、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要生活，又没有了父亲教书的收入，左支右绌，窘迫万状。父亲乃于1931年春辞别黄先生归来。临别前，黄先生对父亲说：“你的画已初变旧貌，笔墨大进。唯此道既要师古人，更需师造化，君其勉之。”父亲自此立下游山之志。
保镖
父亲在上海学画时，每年要回家一次筹措费用和看看家中老小。1930年第二次去上海时，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大姑父钱很多，用不完的钱，一是用来买田产，二是换成银元、金器埋人家中地下。为了“狡兔三窟”，他想存一部分钱到上海银行，但他一个人不敢去。听说父亲再去上海，要求结伴同行。原因是父亲在上海已住过一年多，较熟悉，并且父亲有武功，可以做他的“保镖”，比较放心。去上海时，大姑父全身穿的是绸缎，父亲是一身家织土布。一到了上海，大姑父不知怎么大方起来了，花了几角钱为父亲买了件“白洋布”
衬衫，给父亲穿上。住定后，父亲陪大姑父出去存款、吃饭、看戏。看完戏已很晚，往回走时，经过一条巷子，父亲迈步快，走在前面，大姑父近视眼，走路又慢，俩人有了一段距离。父亲忽然听见后面大姑父高声嘶喊：“聋子，快来救我！”父亲忙回身一看，原来有好几个花枝招展的姑娘，把大姑父拼命向一幢房子里拖。大姑父歪着屁股向后蹲，使劲赖着不肯走，却又无法脱身，挣扎得脸通红。父亲一见，知是窑子里的姐儿强拉客，便笑着走过去，两只手抓住两个正在硬拽大姑父的姐儿粉嫩的手腕，还未用力，只听尖叫道：“哎呀喂，痛煞哉！”姐儿们吓得均松开了手，溜进屋里去了。大姑父从地上慢慢站起，一边扶正眼镜，一边气喘吁吁地说：“真不成话，她们比绑票的还厉害！”
也许是父亲“保镖”有功，大姑父临回家时丢了几块银元给父亲用，并要父亲陪他到城隍庙看看。在城隍庙，父亲买了两个小“万花筒”，想让大姑父带回给昌午、昌庚玩。买后包好，随手放在新衬衫的上面口袋内。一扒手见父亲土里土气的，肯定是“江北佬”，好欺侮，以为口袋内鼓鼓的，一定是钱物。伸手去偷，却被父亲察觉，一把抓住小偷手腕。小偷挣脱不得，只好哀求“饶命”。父亲掏出“万花筒”给小偷看，笑笑把他放了。
治水
长江两岸平原，群众叫“圩区”。汛期江潮上涨，长江水位比圩区内农田高出许多，全靠两岸大堤把江水管束在江内，保护着圩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如果江潮太大，加上霪雨连绵，堤土松湿，再刮大风，恶浪汹涌，冲垮江堤，滚滚洪流由缺口处迅猛涌入圩区，叫做“破圩”。江水淹没农田庄稼，冲倒房屋，淹死人畜，酿成巨灾，十分悲惨。群众有句俗语：“火灾一点，水灾一片”，即火灾只能烧毁一家或几家，而水灾可使千家万户倾家荡产。因此，家乡群众一提起“破圩”。都会“谈水色变”，心惊胆战。
1931年父亲从上海回来后，当年初秋，家乡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破圩前，江潮猛涨，倾盆大雨日夜不停，江堤倒塌，洪流排山倒海般地向圩区扑来。只一两个小时，整个圩区变成一片汪洋。圩民哭喊连天，小渔船、木盆、门板、竹木，一切能漂浮于水面的东西都被用来载人、装粮、逃命。有的人来不及跑，就爬上屋顶、树梢，来不及爬的就被淹死。也有的爬上树后被毒蛇咬死。悲惨之状，惨不忍睹。
我们家住宅紧靠缑山之下，地势较高。破圩后，只前进屋和院子进水，后进屋比前进屋高数尺，未上水。在院子里淘米洗菜，用木板搭起来走人，像小桥一样。墙上、屋上成了蚯蚓、蛇、蜘蛛的天地。父亲当时有诗写道：“窗前波浪连天去，砌下风云带雨来”；“蜘蛛挂檐看秋月，蚯蚓上砌看寒潮”，都是实景。
那年水灾面广，遍及十二省。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救灾委员会，宋子文的弟弟宋子京（号达庵）任会长。各省、县设救济分会。弄了些救济面粉由各分会发给灾民，以工代赈，修堤救灾。
江浦县境内江堤共分九段，第一段靠近县城。我们蒲圩是县的边境，离县城最远，属第九段。每段又有几个圩，救济面粉由各个圩派代表去县城领取。蒲圩所属乡的乡长想揽这个“肥差”。他是地方一霸，贪婪成性。如让他去领救济面，就成了“救己面”，灾民们就没命了。
蒲圩江堤长七里许，是当地较大的圩，分老号、新号、杨号、李号、北号五个分管区，每号有一个“圩长”负责圩堤事务。蒲圩共有五个圩长。
父亲当时在家乡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因他“能文能武”，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同时，蒲圩中林姓居民比重最大，在叔父辈死后，父亲在林姓族中辈分最高。因此当地群众碰到什么疑难大事，总喜欢来和父亲商量。现在听说乡长要想代表蒲圩去领取救济面粉，这不是把肉往老虎嘴里送？大家慌了。五个圩长和当地老农都跑到我们家来，要求父亲出来担此重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父亲感到此时是应该出来为家乡出点力。但要是自己去领面粉，把乡长的肥差事挤掉，那是要大大得罪这位乡长老爷的。然而，父亲这时也顾不得这些了，“名不正则言不顺”，既要出马，就得有个正当身份。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父亲为蒲圩的“圩董”，统管全圩。这样，父亲就以圩董的名义去江浦县城领救济面粉去了。
乌江距江浦县城有六十华里，当时未修公路，尚无汽车，父亲徒步而去。到达后，了解到已去的各圩、段代表都要贿赂县里主管官员，暗中请客送钱，甚至陪他们玩牌、****，父亲岂肯这样做。那些官员就对父亲打官腔，拖延不办。父亲心急如焚。这是1932年的春天，眼见长江潮水已开始上涨，领面粉修堤刻不容缓。于是，父亲急忙步行去南京。大水后，沿途低凹处都有积水，道路难行，父亲逢沟就脱鞋，遇深水，慢慢摸着趟过去。到南京后，父亲直接去找宋子京。父亲说：“我是圩民，代表蒲圩来求救的。现在春潮已涨，此时再不修好堤，老百姓今年又要遭大难了。”宋子京看到父亲穿着土布衣服，满身泥污，一副狼狈相，似农民又不大像农民，便问父亲在家做什么事。父亲说是教书的，“由圩民推举来领面粉。灾民们无钱给我行贿，江浦经办官员拖着不办……”宋先生十分惊讶。他突然站起来对父亲说：“你不要急，你去江浦领面粉，我叫他们办。”父亲当时真是感激万分，但又有点将信将疑，只好和同去的几位圩长赶回江浦。江浦负责人态度果然变了，批拨了五千袋面粉由父亲押船经长江运到乌江。
对于宋子京，父亲一生不忘此人。圩堤修好后，父亲特地画了一幅画，还题了一首诗道：“风雨荒堤浪自惊，伤心犹记去年情。聊将几点酸心墨，洒寄江南宋子京。”
面粉运到后，全部暂存我们家中。那位乡长当夜跑来，用试探口气问父亲：“这些面粉你打算怎么办？是否和乡政府共同掌管处理？”父亲知其存心不良，严正而客气地对他说：“这些面粉只能全部用来救灾修堤。具体办法要由各圩长和灾民代表共同研究确定。这事还要请乡政府帮忙监督，防止坏人中饱私囊。”乡长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然而去，打算抓到把柄后再和父亲算账。
“林五先把救济面粉领来了。”这消息迅速传遍蒲圩每家每户。第二天一大早，各圩圩长，有影响的老农，不请自来。我家里里外外坐了好几十人。父亲和大家商量面粉处理办法。有的说“按户口分发”；有的说“先按‘号’分摊，再由各‘号’自己处理”；也有的建议：“圩董尽力最大，应多分些。各圩长次之，其余的按各户受灾轻重分发。”大家议论纷纷，众说不一。父亲在领到面粉后，押运路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初步方案，这时就提出来征求大家意见。父亲说：“现在桃花潮汛已到，再不紧急抢修江堤，潮水一上堤就来不及了，又要受一年灾，大家日子就更难过了。现在必须紧急动员大家抢修江堤。全圩凡有劳动力的，一律要上堤挑土方，按完成土方数多少分发面粉，多挑多给，少挑少给，不挑不给。完成土方数够领一袋面粉的，连同面粉袋一道拿走。实在无劳动力的灾民，适当救济。这样一来，大家必定主动、热心上堤挑土方了。”接着父亲又说：“我家口粮还有的吃，不领一斤面粉，为大家尽点义务是应该的。各圩长要管全圩修堤，日夜辛劳，按最强劳动力发放面粉，不尽职的扣发或撤换。面粉放在我家，我家不插手管理，由各圩各派一名代表共同管理。按实挑土方数开单核实，审批盖章，记账领发，按章办事，不得半点含糊。”父亲的意见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认为这样做公平合理，有利于抢修圩堤。只是觉得这样太亏待了父亲，哪能白当差，不得报酬呢？但在父亲坚持下，只好这样定下了。
各圩长回去把这个决定向各户一传达，果然男女老少都争着上堤挑土修堤去了。大家争先恐后，干劲十足。有的人家劳动力多，一天就可以领到一袋多面粉。父亲带领着各圩长，天天赤着脚在堤上跑来跑去，检查各处圩堤工程质量和进度，随时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圩堤很快就被修得又高又大，夯得结结实实。
当时上面还派了一个段长，“检验”修堤质量和核实面粉发放情况。他好不容易谋到这个段长的肥缺，几个月下来，别处的段长口袋里的钞票早装得鼓鼓的了，他却没捞到一点油水，便憋得沉不住气了。一个深夜，他悄悄地跑到江上草堂，对父亲说：“经手这么多面粉，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哪个经手哪个富。别的不说，就论损耗和虚报名额，就发财了。”父亲说：“这是以工代赈的面粉，是发给挑土修堤的农民的。”那个段长又说：“弄一千袋面粉，有什么问题呢？你不看看这万里长江大堤，经手面粉的哪个不发了财？你是个寒士，只要你在调拨面粉单据上盖个章，到下关总署转个手，一千袋面粉就可拿到一千块银元，人不知鬼不觉。”一千块银元是个巨大的数字。父亲望着墙上悬挂着的祖父和张栗庵先生的相片，觉得他们正以严峻的眼光注视着自己，断然道：“这不是我干的事。”那位段长尴尬地退了出去。
这一年，除我们家外，全蒲圩的人都穿着用面粉袋做的各式各样的衣裤。附近几十里的人，一看见穿着印有面粉厂招牌字样衣服的，就知道准是蒲圩的人。
父亲胃不好，最爱吃面汤，每晚从圩堤回来，总是用米饭同邻居换。后来段长住我们家，每月给一袋面粉算房租费，父亲才有面汤吃。
蒲圩左面紧邻是八段牛庄圩。代领面粉和管理的就是那位乡长。救济面粉一到他家，他的新绸缎衣服就上身了。天天上街打麻将、抽鸦片。八段不少圩民跑到我们家来哭诉：“你们圩一个人干一天可得十几斤面粉，我们干死干活，一天至多只能得两三斤，一个面粉袋也分不到，真是气死了！”
我们小时候，常听到家乡农民有声有色地谈父亲当年如何带领大家修圩堤，如何正直清廉、大公无私，简直把父亲说得像圣人和活菩萨一般。只有那位乡长老是骂父亲是“毫不通窍的大书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