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时期，正如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阶层对革命的态度和支持力度有所不同一样，不同的群体对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其中，广东籍华侨在各个群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广府籍华侨的表现尤为突出。
一、革命组织的中坚
在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兴中会还是同盟会，广东籍华侨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在成立后的11年间，海外各埠成立的分会仅四五处，会员有名籍可稽者总数不满300人。尽管参与人数不多，但是这些最早的参与者基本上是广东籍华侨，他们是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最早支持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实有开创之功。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是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檀香山兴中会初期会员有名可考者共126人，这些华侨按籍贯分，计香山籍70人，开平籍10人，新会籍9人，新安籍7人，南海籍6人，新宁籍8人，惠州籍4人，恩平籍1人，归善籍1人，祖籍不详者10人。据温雄飞回忆，“在檀香山的华侨，香山籍的最多，香山人一出动，华侨就去了六成以上”。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偕邓荫南、宋居仁等数人从檀香山回到香港，推动革命组织的建立。孙中山与杨衢云等人商谈合作组党事宜，最后辅仁文社成员加入横滨兴中会，“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香港兴中会的成员基本上是广府人。日本横滨是第三个成立兴中会的地方，孙中山在那里开展革命活动首先得到广东南海籍华侨冯镜如兄弟的支持和帮助，冯镜如即出任兴中会横滨分会的首任会长。最早加入横滨兴中会的有名可考的会员有17名，他们分别是广东南海人冯镜如、陈清、冯紫珊、黎炳垣、温芬、陈才、陈和、陈植云、黎简卿、温遇贵、梁达卿、冯懋龙；香山人黄焯文、郑晓初；新会人赵明乐、赵峄琴和三水人谭有发，他们都是广府人。越南兴中会建立于1902年，最初与孙中山接触的台山华侨黄隆生，他不但自己加入革命组织，还将台山华侨刘岐山、甄吉廷、甄璧，南海华侨杨寿彭、张奂池、罗錞、曾克齐等介绍给孙中山。河内兴中会就以黄隆生的公司作为临时会所。1904年，孙中山“以旅美侨胞多染康、梁余毒”，决定在旧金山成立兴中会分会，先从具有新思想的教友入手，但发展组织的情况并不理想，最后只有台山籍华侨加州大学教授邝华汰等少数人加入革命组织。
总的来说，在兴中会时期，革命的理想尚未被华侨所接受，大多数华侨将革命视为洪水猛兽，不敢接受，甚至抵制、反对，革命是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而且多数时候处于秘密状态。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广东籍华侨对兴中会的支持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值得指出的是，在兴中会时期，加入兴中会的华侨基本上是广东籍华侨，无论是革命组织的建立还是推选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均主要依靠广东籍华侨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广东籍华侨就没有兴中会。
在同盟会时期，中国同盟会的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并在海外设立南洋、美洲、檀香山、欧洲四个支部，广东籍华侨同样是同盟会海外支部的重要支柱。
东京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首先到越南推动海外同盟会组织的建立。1905年10月，孙中山到达越南西贡，主持成立了堤岸同盟会分会。刘易初、李卓峰分别任正、副会长，通信机关设在刘易初开设的昌记行，会员有李晓初、黄景南、曾锡周、马培生、李竹痴、关唐、李亦愚、颜太恨、潘子东等人。1907年，孙中山到达越南河内，将河内兴中会改为同盟会，先后加盟者有黄隆生、杨寿彭、张奂池、甄吉廷、黄明堂、关仁甫、李福林、刘岐山、罗錞等数百人。为了避免殖民政府的干涉和破坏，越南的很多社团都是以其他名称来宣传革命的，如萃武精庐、讲学社、中兴社、卫生社、兴仁社等，这些社团大都倾向于革命，其成员中有很多是同盟会成员，其中有不少是广东籍华侨。
新加坡是东南亚革命运动的中心。1906年，新加坡同盟会成立，会长是福建华侨陈楚楠，副会长是广东饶平华侨张永福。张永福还主动将个人别墅晚晴园作为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活动中心。新加坡同盟会成立后，潮州华侨林义顺等人受命赴马来亚各地组建同盟会，不久，吉隆坡、槟城、芙蓉、怡保、瓜拉庇拉、麻坡、关丹等地先后成立了同盟会分会。在1906年8月7日吉隆坡同盟会分会的成立仪式上，孙中山亲自主持了16位创始会员的宣誓仪式。这16个人除了王清之外，其余15人如杜南、杜冠雄、杜著新、阮英舫、阮卿云、阮德三、陆秋泰等都是广府人。
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类受当地政府严厉限制的地方，华侨参加革命一般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在泰国，在孙中山到达之前，此地已有革命报刊《华暹日报》。《华暹日报》为广东香山人陈景华与老华侨萧佛成等人合办，分中文和泰文两种文字出版。1907年3月下旬，孙中山到达暹罗，但由于受到当地政府的干涉，限其一个星期离开，并不许其谈论政治问题。孙中山便秘密组织了同盟会分会，华侨加入者众多，推选萧佛成为会长，陈景华为书记。在荷属印度尼西亚，由于殖民政府严厉限制革命派的活动，印度尼西亚的革命组织大多以书报社和通信处等名义存在。在这些组织中，也有很多是广东籍华侨。
总之，在同盟会时期，南洋华侨建立了数十个革命分会或通信处，参加革命组织的华侨人数众多，其中很多是广东籍华侨。至辛亥革命前，仅缅甸的华侨参加同盟会的会员有名可录者就达2343人之多，其中不少人是广东籍华侨。
美洲华侨大多数是广东籍华侨。虽然较早受到革命的影响，但是建立同盟分会较其他地区晚。当时保皇派和致公堂的势力遍布美洲大陆，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唤醒被清政府和保皇派蒙蔽的华侨，广东台山籍华侨青年李是男联络有革命思想的华侨青年黄伯耀、温雄飞、黄芸苏等人组织了少年学社，该社对外以研究学术为名，对内以鼓吹革命为实，这是美洲华侨革命机关的基础。1909年，孙中山赴美国，在倾向革命的华侨的支持下成立了同盟会纽约分会。不久，在美国又成立了同盟会芝加哥分会、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同盟会檀香山分会等一系列革命组织。1910年，美国西部有数十个城市成立了同盟会分会。为了加强对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成立了美国三藩市中国同盟会总会（通称美洲同盟总会），创办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
加拿大是保皇派的发源地，保皇派在此地有很大的势力，而同盟会的成立较之稍迟。1911年5月，冯自由在温哥华正式成立了同盟会分会。当时陆续加入同盟会的华侨达到数百人，加拿大其他各埠也相继成立同盟会分会。此外，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地也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这些地区的华侨大多数都是广东籍的，尤以广府籍华侨为多。
因此，可以说，广东籍华侨是同盟会的重要支持力量，在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广东籍华侨广泛地参与到辛亥革命运动之中，为革命组织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历次武装起义的骨干
在辛亥革命前的十次武装起义当中，广东籍华侨特别是广府籍华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895年1月，孙中山偕广府籍华侨邓荫南、宋居仁、夏百子等数人回到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陈少白、谢瓒泰等参与其事。后因计划泄露，起义尚未发动即告失败。虽然起义失败了，但是广府籍华侨已经播下了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星星之火。
1900年，由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北方处于战争的混乱状态之中。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乃命惠阳籍华侨郑士良潜入惠州，策划武装起义。郑士良集结了以华侨志士为主的600多人的起义军在惠州三洲田发动武装起义，击败新安之清兵，既而转战龙岗、三多祝等处。在这次起义中，谢瓒泰在广州策应，陈少白在香港做后勤保障工作。
1907年5月，新加坡华侨许雪秋策划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许雪秋是广东潮安人，1906年春，经张永福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许雪秋、陈芸生等奉命返回广东潮州联络会党，组织人员发动了丁未潮州之役。
1907年6月，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邓子瑜到惠州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当时孙中山计划潮、惠两府同时并举，以分清军之势。当听闻潮州黄冈起义已经发动，邓子瑜便率众在归善县（今惠阳县）七女湖起义响应，参加起义的人有很多是从新加坡回国的华侨。起义失败后，邓子瑜率领一部分起义人员返回新加坡。
在1910年广州“三·二九”之役中，参加起义的800名先锋仅从新加坡和槟榔屿等地回国参加起义的华侨就不下500人。在此次起义中殉难的86位烈士中就有华侨31人，其中广东籍华侨29人，基本上是工人、学生、教员、商人、记者等普通民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台山青年马超俊组织了“海外华侨敢死队”，自任总队长，率领百余名工人由上海赶赴武汉，在汉口大智门、汉阳兵工厂，与清军冯国璋部激战八昼夜，至弹尽粮绝，才率部撤回武昌。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广东籍华侨迅速投入武昌起义的斗争中。越南华侨石锦泉是打石工人出身，他参加了敢死队，回国后成为广东民军的首领之一，在东莞县虎门起义，建立了一支石字营的民军，约2000人，参加光复广州的行动。暹罗华侨陈涌波，回潮汕组织武装起义，被任为标统。林激真等率领起义队伍光复汕头，华侨许雪秋、谢逸桥与归国华侨陈芸生等人组织民军起义响应，参加了光复潮汕的斗争。
在辛亥革命期间，梅州市有十多位归侨、侨眷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新加坡华侨温生才，马来亚华侨陈敬岳、林修明、钟明光、陈文褒，印度尼西亚华侨罗福星、陈文友、郭典三，以及梅县侨眷周增和饶辅庭等。
三、慷慨助饷的主力
孙中山发动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其经费主要来自海外华侨的捐助。孙中山曾说：“综计诸役，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很多华侨慷慨捐款，毁家纾难，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华侨的捐款，极大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对于推翻清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捐款中，广东籍华侨占到了很大的比重。
兴中会成立后，经费主要来自会员底银及股份银。为了支持广州起义，孙眉变卖了自己的财产。“以事机日迫，急于返国，而所集戋戋之数，去所预算需要之数尚远，为是异常焦灼，德彰闻之，乃更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另一位倾家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是邓荫南。当孙中山急于回国发动革命而筹款不济时，“邓松盛亦尽变卖其商店及农场”，所得款项悉数作为起义的经费。梁启超评价说：“此人倾家数万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
广东籍华侨多数侨居美洲。虽然孙中山很早就到美洲宣传革命，但由于美洲华侨风气未开，加之保皇派在美洲势力强大，孙中山早期在美洲募款数量很少，效果很不明显。1910年，庇能会议决定筹款计划之后，孙中山决定再赴美洲筹款。1911年，孙中山在游历加拿大和美国之后，发现同盟会和致公堂不能合作之弊，乃力促同盟会加入致公堂，共同筹饷救国。孙中山向致公堂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得到一致赞成。在洪门致公堂和同盟会的努力下，美国、加拿大华侨踊跃捐助，表现突出。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孙中山急需15万元以解燃眉之急。经司徒美堂提议、洪门大佬黄三德同意，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3地4栋洪门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把款汇回国内，孙中山对此大加赞扬。
美洲华侨踊跃捐款支持革命，其中涌现出了很多感人的事迹。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塞给我一个麻袋，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二十年的全部积蓄。”
东南亚地区华侨人数众多，其中不少华侨经过几代的努力，已经积累了较多财富，经济比较富裕，成为华侨富商。广东潮安籍华侨林受之，热心革命，倾家荡产以支持革命活动。黄冈、惠州、钦廉、镇南关、河口等历次武装起义，他都仗义解囊，或数千元或一两万元不等。他还捐资印刷革命宣传小册子，支持革命报刊的发行，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收容革命逃难者，等等，为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他倾尽全部家产支持革命事业，他的子女无一得受良好教育，甚至靠做佣工来维持生活。1929年，国民政府认为其“慷慨毁家，匡助国难”，议将其事迹宣付史乘。
为支持“三·二九”广州起义，广东梅县籍华侨谢逸桥兄弟带头认捐5万元，不足部分到南洋各地募捐。谢氏兄弟的慷慨解囊，也带动了其他华侨的捐助，为如期筹足经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荷属殖民政府严禁华侨支持革命活动，筹款之事似不可靠。因此，南洋地区的筹款主要在马来亚进行，“如英属不能筹足预定之额，则全局瓦解”。一开始，革命党人在马来亚的筹款并不顺利，“所得款距预算额远甚，意沮丧”。在南洋筹款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广东新会籍华侨邓泽如遍游英属各地，召集会议，发表演讲，充分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及其在马来亚的影响力，呼吁侨胞捐款，为筹款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邓泽如在南洋地区的筹款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也因此得到孙中山等革命领袖的充分信任。从1907年10月到1911年12月期间，孙中山至少发给邓泽如40封信函，其中大部分是与筹款有关的。如“去腊星加坡同志汇来兄所捐军费一千元，已收”，“刻接精卫、应培两同志函，备述足下热心革命，力任筹饷，以济军需，钦佩无极”，“寄来二千元，已得收到”，“前接来电，悉汇银五百元，并麻坡认银二百元。今日接手书并银则一帧，经收妥”，等等。从这些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到邓泽如为革命捐助了很多经费，他也在南洋地区的筹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争取华侨富商的支持是募款的有效手段，但是革命经费主要的稳定来源还是华侨中下层的捐款。“盖华侨对革命赞助的程度，常与其经济地位适成反比。即经济情况愈差的，赞助革命亦最热心；反之，经济情况愈佳者，对革命亦最冷淡”；“华侨所捐之款……大多来自一些店员和工人，彼等捐出一两个月的薪水，视为常事。尤以三十岁左右的华侨青年，不仅踊跃捐助，且最努力奔走劝募。”由于南洋地区中下层华侨捐款人数众多，很多华侨无私捐助不图虚名，加之革命时期资料保存困难，我们现在很难找到中下层华侨捐款的详细信息。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一些具体的事例中感受到中下层华侨对革命的热忱。
广东新会籍华侨黄景南在越南以卖豆芽为生，虽然生活艰苦，却热心革命，“每日恒以所得投入扑满中，贮为捐助革命之需，时人闻而义之”。孙中山曾赞扬道：“其出资勇而挚者，越南堤岸之黄景南也，倾其一生之蓄积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
1912年1月，南洋各地华侨得知中华民国成立，无不欢欣鼓舞，立即掀起大规模募捐活动，支持民国政府，吉隆坡惠州会馆捐资20万叻币，霹雳惠州会馆捐款20万叻币，新加坡惠州会馆捐款30万叻币。在武昌起义后的四个月时间里，各地华侨汇往国内的汇款共238万元港币。新加坡广东籍华侨捐款达20余万元港币，作为广东光复后的活动经费。暹罗华侨郑智勇从华暹通商船公司本人股份中拨出100万铢，支援广东都督府。旧金山中华会馆3次电汇给广东都督府胡汉民，共13万美元。
四、宣传革命的支柱
开展革命舆论宣传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手段。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报刊是由广东籍华侨创办的。
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到达檀香山后，发现革命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几乎全为保皇派的势力所占据，兴中会近乎陷于停顿状态。为改变这种局面，孙中山改组《隆记报》，将其设为革命机关报，亲自撰写了《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令侨胞耳目一新。其后《隆记报》次第改组为《民生日报》及《自由新报》，此报大力宣传革命，与保皇派展开论战，争夺在海外华侨中的舆论影响力。“由丁未至辛亥之四五年间，几无日不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笔战”。革命思想由此复兴。
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是美洲同盟会的机关报，是同盟会在美洲开设的最早的宣传机关，也是革命派存在时间最长的机关报。创办人是广东籍华侨李是男与黄芸苏、黄伯耀、温雄飞等，是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之一。广东台山籍华侨伍盘照创办的《中西日报》是美洲最早的一家华文报纸。他在《中西日报》上刊载邹容的《革命军》，并免费代印《革命军》1.1万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以扩大革命宣传。
温哥华《大汉日报》是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也是加拿大影响很大的革命报刊。其主笔是广东华侨冯自由。冯自由“受任两月，即与同地保皇党之日新报为革命保皇之论战”，“加拿大原为康有为创始保皇会之发源地，经余口诛笔伐，侨胞之陷溺君宪邪说者，遂多豁然觉悟，而改趋革命一途”。
在东南亚，最著名的革命报刊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等。这两家报刊的主要创办人是广东华侨张永福和林义顺等。尤其是《中兴日报》创办后，全面系统地批判了《南洋总汇报》的种种谬论，成为东南亚革命舆论的中心。在《中兴日报》上发表文章的多是广东籍革命党人。
此外，南洋地区还有很多其他的报刊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这些宣传起到了组织动员华侨参加革命、促进华侨民主革命意识觉醒的积极作用。在革命宣传的过程中，广东籍华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在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海外华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广东籍华侨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广东籍华侨中又以广府籍华侨的表现最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