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历）：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何则？《易》从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论赞》《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其名万珠，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叙事）：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原注：《公》、《梁》、《礼》、《新序》、（说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叙事》：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日省字。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旬，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须芜，职由于此。
《鉴识）：（略，见《左传》同条。）
《摸拟）：五始所作，是日《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日：“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耶？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史官建置》：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夫伸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瑶、范哗，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新入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古今正史》：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粱》、《邹》、《夹》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汉兴，董仲舒、公孙弘并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宣帝即位，闻卫太子私好《谷粱》，乃召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因置博士。
平帝初，立《左氏》。逮于后汉，儒者数廷毁之，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逮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于学官。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亦废。
《惑经》：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谓之弑，卿士已上通谓之杀。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书日：“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日：“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苟息。”（原注：“及”宜改为“杀”。）夫臣当为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苟弑、杀不分，则君臣靡别者矣。（原注：《公羊传》日：“及者何？累也。”虽有此释，其义难通。既未释此疑，其编于未谕。他皆仿此也。）
《惑经》：案昭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日：“吾乃知之矣。”在侧者日：“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日：“如尔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
《申左》：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萤《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二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二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咙聒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者焉。
（申左》：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谈之又不得其情。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谷粱》、《邹氏》、《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不足观也。
《申左）：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预《释例》云：《公羊》、《谷梁》之论《春秋》，皆因事以起问，因问以辩义。义之口者，曲以通口。无他凡例也。左丘明则口周礼以为本，诸称凡以发例者，皆周公之旧制也。）……
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彼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入言也，语乃龃龉，文皆琐碎。夫如是者何哉？
盖彼得史官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
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探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殚论。如《经》云：“楚子麇卒”，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及公、谷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日：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将人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逐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日：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日：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枭獍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长，校兹五短，胜负之理，断然可知。
《申左）：必执二传之文，睢取依《经》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已于《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然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二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成聋瞽者矣。
《申左》：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鲁币灭项，晋止僖公，而云项实桓灭，《春秋》为贤者讳；（原注：出《公羊传》。）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诸侯失政，大夫皆执国权。（原注：出《谷粱传》。）……及《左氏》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之悟。所谓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申左》：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故孔子日：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有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从此而言，则《三传》优劣见矣。
《杂说上》：（略，见《春秋》同条。）
《杂说上》：《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如二传之叙事也，榛芜溢句，疣赘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为鲁卫之政，差肩雁行，亦有云泥路阻，君臣礼隔者矣。
《杂说上》：《公羊》云：“许世子止弑其君。”“曷为加弑？讥子道之不尽也。”其次因言乐正子春之视疾，以明许世子之得罪。寻子春孝道，义感神明，固以方驾会、阂，连踪丁、郭。苟事亲不逮乐正，便以弑逆加名，斯亦拟失其流，贵非其罪。盖公羊、乐正，俱出孔父门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谈述。所以乐正行事，无理辄书，致使编次不伦，比喻非类，言之可为嗤怪也。
《杂说上》：语日：“彭蠡之滨，以鱼食犬。”斯则地之所富，物不称珍。案齐密迩海隅，鲼介惟错，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鱼，斯即齐之旧俗也。然食鲂绘鲤，诗人所贵，必施诸他国，是日珍馐。如《公羊传》云：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见其方食鱼飧。日：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吾不忍杀子。盖公羊生自齐邦，不详晋物，以东土所贱，谓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馔，呼为菲食，著之实录，以为格言，非惟与《左氏》有乖，亦与物理全爽者矣。
《杂说下》：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
《杂说下》：夫邹好长缨，齐珍紫服，斯皆一时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今并挂壁不行，缀旒无绝。岂与夫《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干载。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
《汉书五行志错误》：其述庶征之恒风也，先云麓公十年冬，大雨雹。随载刘向之占，次云《公羊经》日：“大雨雹”，续书董生之解。案《公羊》所说，与上奚殊，而再列其辞，俱云“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与雹，继言殒霜杀草，起自春秋，讫乎汉代。其事既尽，仍重述雹灾。分散相离，断绝无趣。夫同是一类，而限成二条。首尾纷孥，而章句错糅。此所谓科条不整，寻绎难知者也。
《五行志杂驳》：《春秋》麓公十二年，日有蚀之。刘向以为是时莒灭杞。案麓十四年，诸侯城缘陵。《公羊传》日：曷为城？杞灭之。孰灭之？盖徐、莒也。如中垒所释，当以《公羊》为本耳。然则《公羊》所说，不如《左氏》之详。《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时，杞尚在云。
《五行志杂驳）：案春秋诸国，权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鸡泽之会、溴梁之盟，其臣岂有若向之所说者邪？然而《谷梁》谓大夫不臣，诸侯失政。讥其无礼自擅，在兹一举而已。非是如“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国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刘之徒，不窥《左氏》，直凭二传，遂广为它说，多肆梦言。仍云“君若缀旒”，“臣将日甚”，何其妄也？
《五行志杂驳》：又范与中行，早从殄灭。智人战国继踵云亡。辄与三晋以名，总以六卿为目，殊为谬也。寻斯失所起，可以意测。何者？二传所引，事终西狩获麟。《左氏》所书，语连赵襄灭智。汉代学者，唯读二传，不观《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脱略。且春秋之后，战国之时，史官阙书，年祀难记。而学者遂疑纂齐分晋，时与鲁史相邻。故轻引灾祥，用相符会。自圭之玷，何其甚欤？
案：《公羊传》以问答体之形式阐释《春秋》大义，“其中多非常异义之怪论”。《公羊》之体例与宗旨决定其不长于叙事而长于议论。刘氏以叙事之烦简工拙求《公羊》，犹如缘木求鱼，隔靴搔痒。所谓“烦芜”、“疣赘”（见《叙事》、《杂说上》）之讥斥，实无关《公羊》之宏旨。知几明知《公羊传》“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摸拟》），又何，必以史体贵之耶？此不足以服古之今文家，亦不足以服今之读《公羊》者。《申左）篇言二传有五短，其四短与五短皆关涉经学，既欲以史论二传，又何必牵扯其释经有缺漏而无所发明耶？论史议经，混为一谈，结果史论不确，经议难深。至如谓二传“取诸胸臆”、“自我作故”，此正二传之长，非其短也。刘氏以“夫子之教”、“圣人之旨”衡二传，可见其思想之保守一面，此又疑古惑经之功所不能掩矣。史学批评贵在意旨明确，对象专一，逻辑严密。然知几时代，史论著作，凤毛麟角。详史略经，以史论经，已属不易，似不可以其纠葛经学而苛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