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日《尚书》家，二日《春秋》家，三日《左传》家，四日《国语》家，五日《史记》家，六日《汉书》家。
（六家）：（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
《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入。或日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繁，颊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苟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燔、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六家》：《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
《六家》：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
《六家》：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干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仆散淳销，耐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二体》：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邋矣，不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苟悦、张燔，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倘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粱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繁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苟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剪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载言》：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载言》：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
《书志》：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况彼《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则知其言所略，盖亦多矣。
《论赞》：《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日”者，其义实在于斯。
《序例》：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园，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记》。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
《断限》：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
《断限》：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如班《书·地理志》，首全写《禹贡）篇，降为后书，持续前史。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采撰》：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
《因习》：（略，见《春秋》同条。）
《言语》：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网。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时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
《言语》：盖江芈骂商臣日：“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斯并当时侮嫂之词，流俗鄙俚之说。
《浮词》：夫人枢机之发，直毫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所谓说事之端也。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所谓论事之助也。
《浮词》：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记》，各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
《浮词》：嗟乎！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
《叙事》：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
《叙事》：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士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牍，无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叙事》：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左传》纪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日：“荜辂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叙事》：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曰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入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叙事》：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叙事》：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辖，子长所书；鲁始为蟹，丘明是记。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笄，伯支远征于《内则》。即其事也。
《鉴识）：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竞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盲》、《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鉴识》：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
《探赜》：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苟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粱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一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尤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凌强晋，而可遗之裁。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摸拟》：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言上下安睹，不失旧物也。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摸拟》：五始所作，是日《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
《摸拟》：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如千宝《普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摸拟》：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钟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钟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摸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如《左传》上言羊斟，则下日叔掸；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摸拟》：《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日”、“问日”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日：“姓张。”“张长史乎？”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摸拟》：善入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日：“季梁在，何益！”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倘死，日：“中原可图矣！”桓温日：“慕容恪在，其忧方大！”以此丽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摸拟》：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眷言。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日：子叔其将死乎？秋八月，叔辄卒。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日：“其为幽州乎？”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摸拟》：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如叙晋败于邶，先济者赏，而云：“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日“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烦省》：昔苟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烦省）：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求其本意，略而论之。何者？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粱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以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烦省》：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且必谓丘明为省他，若介葛辨牺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旆，城者讴华以弃甲。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
《辨职》：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辨职》：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毖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土，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
《自叙》：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日：“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复且观余部，以广异闻。
《史官建置》：（略，见《春秋》同条。）
《古今正史》：（略，见《春秋》同条。）
《古今正史》：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成疑其缪。
《古今正史》：（略，见《春秋》同条。）
《古今正史》：平帝初，立《左氏》。逮于后汉，儒者数廷毁之。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逮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于学官。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亦废。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预所注者。
《古今正史》：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
《古今正史）：初，汉献帝以固书文烦难省，乃诏侍中苟悦依《左氏传》体删为《汉纪》三十篇，命秘书给纸笔。经五六年乃就。其言简要，亦与纪传井行。
《疑古》：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于世。
《疑古》：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日：“尧、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祷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疑古》：《尚书·金滕》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况彼二叔者，才处中入，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而周公自以不诚，遽加显戳，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
《惑经》：诸国臣子，非卿不书，必以地来奔，则虽贱亦志。斯岂非国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阳虎盗人于谣，拥阳关而外叛，《传》具其事，《经》独无闻，何哉？且弓玉中亡，尤获显记；城邑失守，反不沾书。略大存小，理乖惩劝。其所未谕五也。
《惑经》：案昭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原注：《左传》日：“纳北燕伯款于唐。”杜《注》云：阳即唐，燕之别邑。）
《惑经》：又编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如定六年，书“郑灭许，以许男归”。而衰元年，书“许男与楚围蔡”。夫许既灭矣，君执家亡，能重列诸侯，举兵围国者何哉？盖其间行事，必当有说。《经》既不书，《传》又阙载，缺略如此，寻绎难知。其所未谕十也。
《惑经》：又案宋襄公扰滕子而诬之以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书，曾无变革。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戒，其义安在？而左丘明论《春秋》之义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善入劝焉，淫人惧焉”。其虚美二也。
《申左》：（略）（共十三条）。
《杂说上》：（略，见《春秋》同条。）
《杂说上》：《左氏传》二条。
（其一）《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人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恩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如二传之叙事也，榛芜溢句，疣赘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为鲁、卫之政，差肩雁行，亦有云泥路阻，君臣礼隔者矣。
《杂说上》：（其二）《左传》称仲尼日：“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夫有生而无识，有质而无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设比兴，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恶薰莸，荣枯贞脆而已。必言其含灵畜智，隐身违祸，则无其义也。寻葵之向日倾心，本不卫足，由人睹其形似，强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谓鸟鸣为啼，花发为笑。花之与鸟，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无喜怒，不知哀乐，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犹善笑，其智不如鸟，鸟犹善啼，可谓之谠言者哉？如“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录夫子一时戏言，以为千载笃论。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范，不其惜乎！
《杂说上》：如《公羊传》云：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见其方食鱼餐。日：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餐，是子之俭也。吾不忍杀子。盖公羊生自齐邦，不详晋物，以东土所贱，谓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馔，呼为菲食，著之实录，以为格言，非惟与《左氏》有乖，亦于物理全爽者矣。
《杂说上》：又《孟子》日：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话》，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必欲舍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文实矣。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
《杂说上》：昔春秋之时，齐有夙沙卫者，拒晋殿师，郭最称辱；伐鲁行唁，臧坚抉死。此阉官见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与任少卿书》，论自古刑余之人为士君子所贱者，唯以弥子瑕为始，何浅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传》，汉代其书不行，故子长不之见也。夫博考前古，而舍兹不载，至于乘传车，探禹穴，亦何为者哉？
《杂说中》：王劭国史，至于论战争，述纷扰，贾其余勇，弥见所长。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二王杀杨、燕以废乾明，虽《左氏》载季氏逐昭公，秦伯纳重耳，栾盈起于曲沃，楚灵败于乾溪，殆可连类也。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山，周武自晋阳而平邺，虽《左氏》书城濮之役、鄢陵之战、齐败于鞍、吴师入郢，亦不是过也。
《杂说下》：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复有怀赢失节，目为贞女；刘安复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岂顾丘明之有传，孟坚之有史哉。
《杂说下》：扬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
《杂说下》：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之者鲜矣。
《杂说下》：夫邹好长缨，齐珍紫服，斯皆一时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今并挂壁不行，缀旒无绝。岂与夫《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干载。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
《杂说下》：子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入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杂说下》：“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修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乌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已降，吾未之见也。
《杂说下》：昔魏史称朱异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
《汉书五行志错误》：第一科，引书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日史记、《左氏》交错相并；二日《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三日屡举《春秋》，言无定体；四日书名去取，所记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从也，先称史记周单襄公告鲁成公日，晋将有乱。又称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案宣公六年，自《左传》所载也。夫上论单襄，则持史记以标首；下列曼满，则遗《左氏》而无言。遂令读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记；而不云鲁后，莫定何邦。是非难悟，进退无准。此所谓史记、《左氏》交错相并也。
案本《志》叙汉已前事，多略其书名。至于服妖章，初云晋献公使太子率师，佩之金块。续云郑子臧好为聚鹬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则都捐，繁则太甚。此所谓书名去取，所记不同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第二科：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日徒发首端，不副征验；二日虚编古语，讨事不终；三日直引时谈，竟无它述；四日科条不整，寻绎难知：五日标举年号，详略无准。
《志》日：《左氏》昭公十五年，晋籍谈如周葬穆后。既除丧而燕。叔向日：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与丧宾燕，乐犹甚矣。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将安用之。案其后七年，王室终如羊舌所说，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谓徒发首端，不副征验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女齐语智伯日：齐高子容、宋司徒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专则速及，侈则将以力毙。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载至此，更无他说。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陈。而班氏采诸本传，直写片言。阅被全书，唯征半事。遂令学者疑丘明之说，有是有非；女齐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谓虚编古语，讨事不终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鹚退蜚于宋都，龙交斗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既而古今路阻，闻见壤隔，至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之徒，始别构异闻，辅申它说。以兹后学，陵彼先贤，盖今谚所谓“季与厥昆，争知嫂讳”者也。而班《志》尚舍长用短，捐旧习新，苟出异同，自矜魁博，多见其无识者矣。此所谓不循经典，自任胸怀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四科：古学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日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二日兼采《左氏》，遗逸甚多；三日屡举旧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征之恒风，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刘歆以为麓十六年，《左氏传》释六鹋退飞是也。案旧史称刘向学《谷梁》，歆学《左氏》。既袒习各异，而闻见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郑车偾济，风之为害，被于《尚书》、《春秋》。向则略而不言，歆则知而不传。又详言众怪，历叙群妖。述雨牦为灾，而不录赵毛生地；书异鸟相育，而不载宋雀生鸡。斯皆见小忘大，举轻略重。盖学有不同，识无通鉴故也。且当炎汉之代，厥异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风如血；于公在职，亢阳为旱。惟纪与传，各具其详，在于《志》中，犹无异说者，何哉？此所谓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左传》云：来人逐禊狗，华臣出奔陈。又云：宋公子地有白马，景公夺而朱其尾鬣。地弟辰以萧叛。班《志》书此二事，以为犬马之祸。案《左氏》所载，斯流实繁。如季氏之逆也，由斗鸡而傅介；卫侯之败也，因养鹤以乘轩。曹亡首于获雁，郑弑萌于解鼋。郄至夺豕而家灭，华元杀羊而卒奔。此亦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独舍而不论，唯征犬马而已。此所谓兼采《左氏》，遗逸甚多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案《大史公书》自《春秋》已前，所有国家灾眚，贤哲占侯，皆出于《左氏》、《国语》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厉，下终鲁之定、哀。而不云《国语》，唯称史记，岂非忘本徇末，逐近弃远者乎？此所谓屡举旧事，不知所出也。
《五行志杂驳）：《春秋》麓公十二年，日有蚀之。刘向以为是时莒灭杞。案麓十四年，诸侯城缘陵。《公羊传》日：曷为城？杞灭之。孰灭之？盖徐、莒也。如中垒所释，当以《公羊》为本耳。然则《公羊》所说，不如《左氏》之详。《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时，杞尚在云。
《五行志杂驳》：《左氏传》鲁襄公时，宋有生女子赤而毛，弃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见而收之，因名日弃。长而美好，纳之平公，生子日佐。后宋臣伊戾谗太子痤而杀之。先是，大夫华元出奔晋，华合比奔卫。刘向以为时则有火灾赤眚之明应也。案灾祥之作，将应后来；事迹之彰，用符前兆。如华元奔晋，在成十五年，参诸弃堤，实难符会。又合比奔卫，在昭六年，而与元奔，俱云“先是”。惟前与后，事并相违者焉。
《五行志杂驳》：（略，见《春秋》同条。）
《五行志杂驳》：案晋厉公所尸唯三却耳，何得云诛四大夫哉？又州满既死，（原注：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误也。当为州满，事具王劭《续书志》。）悼公嗣立，选六官者皆获其才，逐七人者尽当其罪。
《五行志杂驳》：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东方者，轸、角、亢也。或日：角、亢，大国之象，为齐、晋也。其后田氏篡齐，六卿分晋。案星孛之后二年，《春秋》之《经》尽矣。又十一年，《左氏》之《传》尽矣。自《传》尽后八十二年，齐康公为田和所灭。又七年，晋静公为韩、魏、赵所灭。上去星孛之岁，皆出百余年。辰象所缠，氛稷所指，若相感应，何太疏阔者哉？且当《春秋》既终之后，《左传）未尽之前，其间卫弑君，越灭吴，鲁逊越，贼臣逆子破家亡国多矣。此正得东方之象，大国之征，何故舍而不述，远求他代者乎？又范与中行，早从殄灭。智入战国，继踵云亡。辄与三晋以名，总以六卿为目，殊为谬也。寻斯失所起，可以意测。何则？二传所引，事终西狩获麟。《左氏》所书，语连趑襄灭智。汉代学者，唯读二传，不观《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脱略，且春秋之后，战国之时，史官阙书，年祀难记。而学者遂疑篡齐分晋，时与鲁史相邻。故轻引灾祥，用相符会。白圭之玷，何其甚欤？
《五行志杂驳》：《左氏传》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石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也。郑小国摄乎晋、楚之间，重以强吴，郑当其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以自危亡。是时，子产任政，内惠于民，外善辞令，以交三国，郑卒亡患，此能以德销灾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晋、楚连盟，干戈不作。吴虽强暴，未扰诸华。郑无外虞，非子产之力也。又吴为远国，僻在江干，必略中原，当以楚、宋为始。郑居河、颍，地匪夷庚，谓当要冲，殊为乖角。求诸地理，不其爽欤？
《暗惑》：又《史记·田敬仲世家》日：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日：“妪乎采芭，归乎田成子。”
难日：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明然可知。又案《左氏传》，石碚日：“陈桓公方有宠于王。”……诸如此说，其例皆同。然而事由过误，易为笔削。若《田氏世家》之论成子也，乃结以韵语，纂成歌词，欲加刊正，无可厘革，故独举其失，以为标冠云。
《忤时》：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力云绝笔。
案：杜预为晋之“《左氏》癖”，知几可谓唐之“《左氏》癖”。知几自幼与《左氏》结下不解之缘，“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之感叹，既反映出知几之性情志趣，亦可见出《左氏》之魅力。《左氏）书对于知几毕生从事史学事业影响巨大。通观《史通》全书，所论文献多矣，鲜有不被其笔伐者，唯独《左传》备受偏爱。《史通》外篇以整篇篇幅评骘史书共四种：一日《尚书》（见《疑古》篇）；二日《春秋》（见《惑经》篇）；三日《左传》（见《申左》篇）；四日《汉书》（见《五行志错误》与《五行志杂驳》两篇）。四书之中，刘氏仅褒扬《左传》，而于其他三书则怀疑诘难、诋诃驳斥（不过，此举并不意味着刘氏轻视或否定此三书，相反，其于此三书亦相当看重）。非徒如此，《史通》于《申左》篇之外，亦念念不忘赞美《左侍》，浦起龙每每施以“《申左》之余”、“与《申左》意同”、“意亦归《申左》”之类按语以明之。《杂说上》称颂《左传》叙事之工美，极尽骈文排比铺陈之能事，语气之热烈，文辞之优雅，实不多见。较之《杂说上》纠正《左传》之轻描淡写，刘氏于《左传）几无贬词矣。批判精神之强烈若刘知几者，何以如此笃信嗜好《左传》，颊可值得思索。在众多典籍中，选择某种最喜爱之典籍并将其推崇到极致，此种抑扬失调，嗜某书成癖之批评趣味，可视为中国古代文史批评特征之一。究其原因，似与专治一经、讲究师承、唯我独尊之教育方式与学术传统不无关系。虽然刘知几本人反对专精一经，但风气所及，或多或少会受到某些影响。此种批评方式，既有专精之长，亦难免酷狭之短。
刘氏于《左传》虽扬之过高，立论略嫌偏激，然亦确有精见特识。刘氏极为重视《左传》之历史文献价值。如《申左》篇云：“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二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成聋瞽矣。”刘氏假设完全可以成立。《左传》诚为春秋时不可缺少之史书。知几不仅意识到《左传》之文献价值，并能引用《左传》史料考证其他典籍。如《疑古》篇第一条疑难即用《左传》史料证《尚书》与《新语》之夸张失实与广造奇说。又如《申左》篇有云：“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知几依《左传》而考订他书，虽或有武断处，但其方法甚为可取。此等处表现出史学家特有之专业眼光。
皮锡瑞讥斥“刘氏但晓史法，不通经义；专据《左氏》，不读《公》、《谷》”，“陆淳通经学，刘不通经，故优劣判然矣”。此论过也。若谓知几不通《春秋》经义，不读二传，甚至不通经学，其不足以服刘氏矣。亦犹知几一味申左而诋二传太过，不足以服今文家皮氏矣。刘氏虽以史名家，然非不通经学，观其晚年与司马贞辩论《孝经》注可知。刘氏论《左》，亦往往不离经传之关系，观其《六家》、《采撰》、《叙事）、《因羽》、《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杂说上》诸篇可知也。傅振伦先生日：“古文家为史学派”，“知几深于史学，其学说近古文学派”。傅毙生并举出四条证据以明之。以刘知几为古文学派，故“申左而斥公、谷”，此不失为一解。然今人评价刘氏申左，似未可囿于经学之争。周览刘氏于《左传》之评论，其实际内容与意义已超出一般经学家之门户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