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天，是“文革”之中唯一举行升学考试的一年。我就是那一年由邱山中学考入埭头中学（现莆田第十一中学）高中部的。当年的考试成绩不公布，参加判卷的老师只对我说：“你肯定没问题！”但我推测：我的成绩，尤其是数理化成绩肯定不错！
初中两本《数学》课本，那里面的习题，靠后面比较难的方程式，在一百多位同学里面，都是我第一个解出来的；“文革”结束，学校里的不少老师被抽调去“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为应付迅速恢复的升学考试，身患绝症的校长（我在校时从未与他接触）找到高中刚毕业的我，去代教初一初二的物理和化学课（成效不错，两个班参加全公社当年统考，平均成绩第三名）；进高中后，我被任命为副班长兼学习委员（选举只是形式，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学校里的情形过去现在都一样：副班长“官”比学习委员大，却好像谁都可以当，唯独学习委员，非有真本领不可！
我由此断定：我是凭着优秀成绩（尤其是数理化）走进高中的。本来，我的人生可以由此出发，学好数理化，最终当一名工程师或数学老师的。我出身贫寒之家，极度贫困的孩子是没有梦想的--一直到青年时代，我从未做过作家梦，更没做过做官的梦。
但是，生活以其强大的逻辑力量规定了我的人生。高中第二年，“文革”后期又一大的运动“批林批孔”开始，先是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实际上是取消考试），然后是校园内外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大字报没有点名，但朦朦胧胧觉得学校领导、老师乃至部分学生中的“派性”斗争又复发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不可能把那个年代的学生都“哺育”成作家，影响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的班主任是语文教师。语文老师叫林文霖，福师大中文系毕业，虽是城郊平原人，却像我们沿海人一样又黑又瘦，烟抽得很厉害。见到他，马上会让人想起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多年之后看到藤野先生的照片，确实很像。
我那时也是又黑又瘦，可能是同“病”相怜吧！林老师对我很好，好到后来甚至有点纵容和溺爱的程度。
有恃无恐--这可能是圣人都有的弱点，何况是年少的我。正如上述，老师先封了我副班长兼学习委员的官。有了这顶“乌纱帽”，我在班里和年段甚至学校里都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有个缺憾：迟迟入不了团。
我们是高中入校，校团委把持在初中入校的那些学生手中，各班的团支书也是。林老师虽也是个官（教研组副组长，年段副段长），但好像与掌握团委的老师不对劲，所以爱莫能助。团干部们在班级事务上处处与我较劲，虽然在读书上处于劣势，但看我自由散漫，便在点名迟到早退作息时间上大做文章。
我对这些雕虫小技根本不放在眼里，但久而久之也弄得烦而又烦。在一堂乏味的课堂上，信手在讲义夹的封内写下：“自由主义万岁。”还用钢笔描成粗壮的宋体美术字……我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堡，年少时更为狂妄和傲慢。写完“自由”的豪言壮语，就放在没有锁的抽屉里……没过多久，我的对手就绕过班主任，把我的“反动行为”告到年段长那里去了。
三十年后的今天，对“自由”已不再敏感，何况是一个中学生写在自己的讲义夹里呢？但是当年，这确实是极其严重的事件。因为，在“最高指示”毛泽东主席的著作里，有一篇就叫《反对自由主义》。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你一个中学生却敢讲“自由主义万岁”，这不是唱对台戏吗？
告到年段长那里的状仍然转到林老师手里。老师把我找去，心平气和地与我交谈了一下，让我就在他的宿舍把《检查书》写了。我在《检查书》中为自己辩解：“朝鲜金日成夫人作词，西哈努克亲王作曲的《送别》中，就有：为了自由为了幸福勇敢战斗吧！我为什么不能提自由呢？”
老师看过后，对我说：“自由和自由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便让我走了，此事再也没有下文。
到了高二，各科老师迫于形势，陆续取消了考试，同学们的作业也可马马虎虎，有的甚至不交。学习全凭自觉和兴趣，自由选择，那情形颇像当今某些著名高等学府。上一届学生毕业后，学校文艺刊物《新苗》的编辑和刻写落在了我的手里。春天的一个夜晚，我和一位同学弄完最新一期的《新苗》，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回到宿舍敲门，敲了约十来分钟，就是无人开门。我们住的是五十人的集体宿舍，两个班，靠门的是另一个班级的，知道你郑国贤再威风，谁也不愿离开温暖的被窝，爬起来开门。
我知道他们装聋作哑，重重地再敲了几下，火了，用脚一踢，底下的门板掉了一块，伸手拔掉门栓，进去了……整个寝室鸦雀无声。
次日清早，林老师来了，我自然是愤愤地解释：“进不去！”“进不去？进不去就把宿舍烧了！”
发完火林老师就走了，叫来校工把门板钉上。我等待着老师的处罚。
但，林老师再也不提此事。隔了一段时间，我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悄悄地搬进了独自一人的宿舍。这宿舍有半间标准教室大，美其名曰：“批林批孔资料室”。
房子在学校图书室隔壁，原来图书室主任的儿子住，他高我一届，已毕业下乡了。这次运动似乎让林老师的权利增大了，能够把这间房子要出来，说是资料室，其实连个牌子也不挂；“资料”倒有一些，就是一些“文革”前出版的文史哲图书和大学学报。
资料室开张之时，正逢炎夏，我很快就把铺盖搬了进来，离开那间五十人的大宿舍；至于“资料”，却只借给我那伙志趣相投的同伙，别的同学，一概不借；中间来了一位漂亮大胆的女同学（好像是外地回来的）要借书，我也以借阅制度未建立为由拒之。
从此，我沉迷于这些“文革”前出版的文史哲书籍中，甚至把它带到课堂上。印象最深的是一套十几本的《中华活页文选》，选的都是历史上的经典作品。我后来才懂得，我等于在高中二年级那一年，读完了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与此同时，我把高中的数理化彻底放弃了。
恢复了高考的1977年，我仍然选报了理工科，结果考了个西藏大学。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母亲是决不让我走的；第二年我只好改报文科。从水利工地回家，我把仅有的一个月时间全部用来复习数学，结果也仅考了45分，录取在莆田地区理论大专班，学政教专业，是第二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中文专业。
回忆往事：林老师似乎从不对我讲过“作家”二字，不管是在校时还是毕业后。只是要离校时，他借我一本撕掉封皮的《家》，说是：“黑书（即禁书），但代表了现代文学的水平。”我把《家》带回家看完，被我堂姐拿去弄丢了，再也无法还给老师了。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行政单位转，偶尔在报刊上发几首小诗。与林老师见面时，好像也从不谈文学的事。只是我第一本书出版时，才想起老师好久没有消息了。继而在城内公共汽车上碰到数学老师，他告诉我：“阿霖已去世一年多了！”
今天，我怆望窗外莆田城郊的青山白云，林文霖老师就悄然安息于木兰溪畔的荒草之中……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走上社会，人的一生会遇到多少个老师呵！但真正扛得住“老师”这个崇高称呼的，却并不多！而且，评判一个老师是否称职，并不在于他对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他对你做了什么！
2005年9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