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4日，国际著名女物理学家林兰英院士去世。当时北京正在开“两会”，所以消息拖到“两会”结束才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
凡事一拖，那气氛就淡了，追悼的规格似乎比原先预期的差了一个档次。其实，林院士生前与我国三代领导人都有交往：她从美国归来，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一手策划组织指挥的，可以算是新中国第一代“海归派”；为了某国防科研项目的时间问题，她与邓小平同志有过争执，从照片上都可看到她在中央领导面前的“倔犟”神态……她的政治地位一直很高，从三届人大起，一直到她去世，都是全国人大常委，即使是“文革”高峰时，仍然上天安门城楼；“九一三事件”之后，美藉物理学家访华，她就参加接待，在媒体上露面……但由于与国防工业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有关，关于她个人的宣传几乎没有。
林院士去世后，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院士故乡福建莆田的市长、市委副书记登门看望院士的亲属，深为院士贡献之大而生活之俭朴的巨大反差所感动。他们回到莆田，立即布置撰写林兰英院士的长篇报告文学，以弘扬优秀地域文化，传统精神等系列宣传活动。
我作为莆田市文联的专职副主席接受了这一并不艰巨的任务，因为1998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过长篇报告文学《漂泊的家园》，写的是莆田农民外出闯天下的故事，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积累了报告文学的创作经验。
与《漂泊的家园》相比，我对《林兰英院士》的创作和发行更有信心：林院士的传奇经历，还与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界另一件更为轰动的事件有关，即手抄本《第二次握手》。
当年，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干预下，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冤案获得平反，作者张扬从狱中放出，曾经流传全国的手抄本《归来》
《浪花》（即《第二次握手》，一书多名）经张扬修改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年拍成了同名电影，在全国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小说《第一次握手》的女主人公丁洁琼与林兰英的经历有不少相同相似之处。首先是两人都终身未嫁；二是归国的时间（丁是1959年深秋，林于1958年春抵京）；三是都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有关……作为院士故乡的作家，我与我的乡亲们一样十分尊敬林兰英院士。一般独身男女的情感经历都是禁区，不能作为议论的话题，尤其在我们莆田，更何况对林兰英这样享誉国际的科学家了。
林兰英的弟弟林文豪是我们市政协的老主席，受过高等教育，学的是文科，是个见多识广的开明人。他理解我的心情，如在这部书中只写林兰英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不写她个人情感奥密、嬗变，人生的挫折和磨难，就无以映衬出林院士一辈子献身科学的悲壮，也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那么我纵有生花妙笔，写出的作品也难以在文学的殿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事情的关键在于：谁是苏冠兰（《第二次握手》的男主人公）？年近八十的林文豪先生身体硬朗，性格像他的名字一样，既文雅又豪爽。他在谈起姐姐的诸多往事之间，似乎是不经意地说：“在福州协和那八年里，她的老师和同事林辰对她很好；林辰是福州人，人漂亮，数学非常好。”我埋头在采访本写下上述这些话，却没有注意他的脸部表情。
随后我采访林兰英的几位女同学时，都不约而同提到福州林辰的名字，有一位还郑重其事地说：“林辰与兰英关系拖得很久，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我问：“那为什么没有成婚呢？”她答：“林辰的母亲嫌兰英生得不好。”
另一个最有可能是“苏冠兰”的人物是李当春，他是福建作家陈章武、陈章汉的舅舅。
李当春1920年出生在马来亚怡保，1933年与表妹（即陈氏兄弟的母亲）回中国莆田读书。李与林文豪同窗，感情甚笃，结拜为兄弟；李比兰英少两岁，也随文豪叫姐姐（这情景与手抄本颇似）。1941年李高中毕业，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无法返回南洋。1943年暑假，时为协和大学讲师的林兰英带李去邵武，在校长办公室当职员，半工半读，第二年考上协大物理系。当年秋，男生宿舍“汉美楼”失火，住在顶楼的李当春慌忙逃出，所有的衣物全部焚毁；林兰英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散，为他编织了一件厚厚的绒毛衫，帮他度过山区漫长的寒冬，更温暖了他远离南洋父母的孤独的心。
李当春在林兰英病逝的前一年便在报上发表文章，缅怀往事，深情追忆“兰英姐如大海一般的宽怀和呵护”，认为这种情感是一种“伟大的母爱”。
我预先阅读过这篇文章，满怀某种期待拜访了这位身体犹健的老人。采访现场的情形大出我的意料：除了文章描述的情况，李再也无法提供哪怕一点点其他的细节；而他的妻子方淑涵却喧宾夺主，坚定不移地坐在我对面，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与兰英并不算多的交往……多年的新闻采访经验使我意识到女主人的某种心态，紧紧地盯住李当春不放；但聪明的女人似乎也识破我的意图，即使中间去厨房煮点心，也时不时回过头来插上一句……在傍晚我无可奈何地结束采访之前，方淑涵非常直接地告诉我：“兰英姑的男朋友是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林辰教授！”我微笑着没有答腔，心如明镜：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她都不愿自己的丈夫以“苏冠兰”的原型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随后，我让在福建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念硕士研究生的朋友帮助查到了林辰的住所和电话号码，便直奔福州。在福师大北门外的仓山意园，我买了一篮水果，便登门拜访林辰教授。
时年八十七岁的数学教授除了听力有点障碍外，身体还不错，老人非常高兴接受我的采访，还埋怨说，1991年东北某单位一个叫玉来的来采访过，他写了材料，可是过后连书也不给他寄（事实上他看到了书，即郭米克的《中国女院士林兰英》）。老人虽然困难，但清晰地表述了以下的意思：
作为中共闽浙赣边区省委邵武特派员，他与林兰英的关系密切，积极吸引林兰英入党；林兰英倾向进步，但入党态度谨慎，虽然战时她的工资不高，但前后两次给他两百元钱，支持他革命；他与兰英关系终于中断，是他于1943年被捕造成的；1957年林兰英回国前夕，她父亲从劳改场释放，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林修德对林辰通报了这一情况。林辰说：“林修德是把我当兰英的亲属看待的。”
采访进行了近一小时，林辰的妻子从外面回来，老人的态度有所改变，讲话有点支吾，且多次走进内室“寻找材料”……我联想到采访李当春时他妻子方淑涵的表现，遂明白了一切，便对他重复了一遍我的名片上的联系方式，便告辞了。
十多天后，在我赴京采访前夕，便收到了林辰先生的信和他于1991年5月写的材料《关于林兰英同志1936-1943在协和大学的情况》。
我综合方淑涵和林辰提供的情况，在《林兰英院士》一书中写出了第十章《心海中的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