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我坐在转转椅上，脚挨不到地，要不了多久就吊麻了。大人用的白围裙围在脖子上，把下半身都遮住了。两只手在里面一动不动。我习惯把手排在两边扶手上，那样才感觉身子很稳当——不管铁做的扶手有多冰。有时候也能感觉到温暖——手被龅牙女人压在了她的小腹下面。通常龅牙女人只在我脑壳上用推子。推子的模样总是让我想起不带拖斗的手扶式拖拉机。推子在我的脑壳上突突地走，不用在镜子看也能想到头发倒伏的样子——它多么类似传说中的联合收割机收割庄稼的情景。头发掉在围裙上，很少一根根的，都是一团团的，偶尔也看见夹杂的草屑、木叶和风屑皮，有一两回也看见虱子虮子。我埋头看围裙上的发团——它们从胸口一直滚到腿上、地上依旧成团。我是接受不了自己一点一点被修改。我习惯了猛然抬头看镜子里面目全非的自己。然而龅牙女人总是叫我抬头抬头，或者不经通知便用她干骨老柴的手将我的下巴托起，让我不能不去看镜子里脑壳被剪得像秃子一样的自己。他是怎样的一个小孩子！额头、眉毛、鼻子、嘴巴上全是头发，脸也不是先前的脸了，眼睛也不是先前的眼睛了，用我们的四川话说叫“瓜到住了”。
一个锅铲子成形了，像一块伤疤在额头上方。却不是我想要的。它是父亲为我订做的，就像订做一件青丹布的对门襟。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他一个厉声的尾音便能封锁我最强烈的自由的喉咙。
国营理发店的理发师有统一的长指甲，倘若力使得好，趴在陶瓷的面盆上会感觉很舒服。“疼了要说！”龅牙女人一边抠一边告诉我。我一声不吭——已经足够疼了。肥皂水渗到了发根，渗到了刀口子。洗完头，跟在龅牙女人身后往转转椅走，锅铲子滴着水。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沮丧。
夜里梦见一把火点燃了国营理发店，好多人站在东风路口观看。火苗在椽檩上跑，像想象中的火鼠。碧蓝的天空淡化了火势和火苗的颜色。没有烟雾，火烧得纯而无声，像一个人午睡醒来闪过的念头。看不见龅牙女人，看不见漂亮孃孃，但看得见很多张脸浮现在火苗与火苗之间；它们像火苗中卷曲的画报，或者刚刚呈现在显影液里的照片。我不害怕，意识里有一根神经在提醒我这是个梦。不过我还是很担心那些梦中人，他们一个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手里的电器还在疯转，镜子里已经是熊熊大火。我挤到前门，前门已经被封。在梦里，我闻到了毛发焦糊的气味，伴随着石灰的气味。石灰的气味最接近时代的气味，但我的嗅觉已经分辨不出。国营理发店变成了一台后来流行于80年代的双卡收录机，放的不是磁带而是光碟。火苗从喇叭窜出来，漫延到了整个机身。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水灭火，而是要把光碟从磁带舱里抢救出来。在我的记忆和印象里，国营理发店所有的理发师都装在那片我从未见过的光碟里。我成功了，而且没有受伤。火势已无法控制，整座国营理发店在火海的中心化成了铁水。
多年以后的一个下午，我在国营理发店记起了这个梦。快傍晚了，好多理发师已经下班，大房子里显得从未有过的空阔、寂寥。我叼着纸烟坐在一位老师傅的转转椅里，望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任凭梦境中的火在颅腔燃烧。这个梦境是着火的收录机，也是着火的青春期。一个人不曾长伸皮就开始憔悴，这是很悲哀的。那是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刚下过一场暴雨放晴，光线和空气都出奇地好，闻不到一点理发店的气味。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已随墙皮脱落，半搭在墙上，面目全非。
经过多面镜子反射的光流溢在空椅子的靠背和扶手上，流溢在收拾干净的陶瓷面盆和水龙头上，看了让我感觉轻度眩晕。我已经跨入眩晕的年龄，在身体里流溢的东西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有实在如血液的，有虚无如幻觉的。它们正在由隐秘转入公开，像过火的旧木料归根结底是一种消耗。那个傍晚我一言不发，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任由老师傅从头发到胡子收拾一新。我把目光一次次投到镜子里的空椅子上——镜子里的镜子里的空椅子上，设想每一把椅子上都坐了一个我，六七岁的我，9岁的我，11岁的我，13岁的我，15岁的我……他真的都坐过，从临街的位置到靠近水龙头的角落。进城读初中，便不要父亲带了，一个人买了票往里走，一个位置一个位置地走，其实是一个理发师一个理发师地打量。打量他或她的长相、善恶、讲卫生的程度、身体语言。我一直缺少很多，缺少听好话，缺少抚摸，缺少接受递过来的友善的眼神和食物，缺少与母性的身体接触。我发现国营理发店可能有，便希望得到。我喜欢要女理发师剪头（龅牙女人除外），她们身上不止白雀羚的气味好闻，还有别的气味。她们的身体总是有温度，挨到暖暖的。特别是她们把我的脑壳抱在怀里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她们的乳房——母亲的乳房。特别是她们的手摸着我的脑壳、托住我的下巴的时候，我感觉到相当的满足——已经不是身体的接触，而是慈柔的母性的教育。然而，很多时候都还是停留在臆想里，犹豫紧张之时往往被年老的男性师傅唤去——他们手熟，总是有缺。我急忙过去，生怕他们看穿了我的不良动机。很失落的坐在老师傅的椅子上，不过还不是万念俱灰，还在想邻座或对面漂亮孃孃白雀羚的香味和温柔的手指——她们的背影和手指时不时出现在我面前的镜子里。
国营理发店是一个容器，是一个舞台，是一部故事片的外景。容器是半开放的，特定时代的东西进进出出，留下拘谨、淫笑、紧张和爬满虱子的乱头发。也留下气味、影子和象征。不是一锅烧开的水，是一锅烧开过后渐渐冷却的水。当这个容器废弃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不清它本来的模样——时代像一口大茅坑，奇臭早已让容器的四壁酸碱化，我们在变小了许多的空间里看见的只是厚厚的像地壳一样隆起的水垢。想像水烧开的情形，四壁膨胀或者收缩，燥热的空间弯曲，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也弯曲。坐在转转椅上的人（包括年幼的我），手拿剃刀的人，也一并弯曲——在几近灵魂的无法目睹的身体里。
一位女理发师坐在台龛上大笑。下午渐渐暗下来的光线流溢在白大褂上，调子是悲伤的。悲伤是那个时代的地下水。女理发师的脸颊本来是苍白的，大笑起来却变红了。很显然，大笑是女理发师想要把脸颊变红的有效手段。理发师并没有停止手里的活路，像是对她的表演（同事们还真是把她的失常看成了一种表演）习以为常，只是在镜子里瞟几眼。顾客有些躁动，转头去看，被理发师坚决地扳了回来；有几位站起来的，也被理发师按了下去。其实，镜子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女理发师的刘海，女理发师的鱼尾纹，女理发师的白大褂里拱起的胸部，女理发师的白大褂里伸出的双腿——一直在晃荡。
国营理发店是一个舞台，女理发师以表演大笑把自己从背景中凸现出来。她的雪白的、显得宽松的白大褂与她的身体始终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那种微妙可以借用风吹草帽或浪过暗礁描绘出来。她的大笑有一种涤荡舞台的阵势——涤荡舞台之前已经涤荡了白大褂里的自己的身体。一种常规被打破，理发师们由怀疑过渡到了惊惧。他们丢了手里的剪刀，齐扑扑转身看着女理发师，不再去管椅子上的顾客是转过头还是跳起来。有一两位顾客夺门逃走了，顶着剃到一半的阴阳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一直在镜子里看？为什么总要怀疑镜中事物的真实性？“严肃点！严肃点！”有顾客踱到女理发师面前招呼。“你当了芝麻大个官儿就不准人笑！”女理发师把“官儿”的儿化音发得特别响，甚至都有了些性意味。所有的理发师和留下的顾客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有一两位的嘴唇一直在颤抖却没有发音出来。女理发师的笑浪一波一波，白大褂里的胸部也一波一波，双重的荒诞走漏了时代的秘密，像噩梦席卷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现实。下午的光线暗了下来，但却相当分明，流溢在女理发师的白大褂上，流溢在因为墙壁膨胀而卷曲、脱落的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上，流溢在理发师和顾客的一张张疑惑、惊惧、兴奋的脸上。
作为故事片的外景，国营理发店有黑白和彩色两个版本。黑白版发生在66年夏天的一个擦黑边上，理发店的双扇木门开启的响声失去了往日的优雅，几十名红卫兵钻到店里，满屋子跑着嘻笑打闹，等待理发师来给他们剪革命闯将头。66年还不是转转椅，电灯也屁亮屁亮的。理发师们从不情愿到情愿，按照统一标准给红卫兵剪头。很多理发师站了一天一口饭还没有下肚。昏暗的光线里气氛是热腾的，因为这批红卫兵次日就要奔赴北京接受毛的检阅。理发师们都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就是自己的手艺能够被毛看见。
彩色版也不是真正的彩色，是早期加彩的那种，效果跟涂了蜡笔差不多。已经是80年代了。我进城读初中也快两年了。一个浅平头也由五分涨到了两毛。我每次走进理发店，想的都是要那位漂亮孃孃理发。我要她的手托着我的脑壳、特别是托着我的下巴的感觉。她的白大褂拂过我的脸，散发出的白雀羚香味让我陶醉。然而我一次都没有如愿。她的生意总是要好，椅子里坐着，椅子旁边站着，还有人说：“你先把票收了，我赶会儿场再来。”我走过去，她一点没有注意到我。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小男生，身体和内心都开始被凡士林胶着。“娃儿，过来，在我这儿来理！”每次在我感受最复杂的时候，总有一位戴黑框眼镜的老头子来化解。我心里很厌恶他，甚至很恨他，但在某种意义上我又很感激他。那一天，我拒绝了那位老头，一直盯着漂亮孃孃。是个星期天的午后。阳光格外好，透过理发店的木门可以看见街边墙上、梧桐树上、电线杆上是金子那种一片一片的。街道显得倦懒，很少有人走过，倒是一辆宣传车来回穿行在狭窄的街道上，播放着谁的讲话，间隙时间播放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漂亮孃孃一直在给一个衣冠楚楚的人理发。衣冠楚楚的人头发不长，不需要剪短，只是要剪个样式。我从镜子里看出，应该是个经常坐主席台的什么官员。他表扬漂亮孃孃脸蛋好。漂亮孃孃没啃声，她看上去显得很憔悴，脸色发白。官员脚上的甩尖子皮鞋贼亮。只听见剪刀卡嚓响，却不见有多少头发掉下来。渐渐地，从官员的眼睛和脸颊浮出一些淫欲，白布单子下面的手也开始不规矩。理发店外面的太阳突然阴了。一声惨叫过后，我看见官员拿手捂着耳朵。漂亮孃孃脸色越加地发白，目光迷离，整个人都有些哆嗦，手里的剪刀上挂着一绺耳瓜皮。
国营理发店一直保留到95年旧城改造。准确地说只保留到89年，后来的6年不再是国营性质。我的初中同学王磊在国营理发店呆过，84年师范毕业在店里碰见，带我去过他楼上的寝室。他的工作好像是烧锅炉。他带我从锅炉房的木楼上下来，穿过理发店上街去吃面，后面跟着个老师傅一直追着他骂。“他是我老汉儿，难求得理他！”每次我回头去看，他都这么说。
王磊的老汉儿还在，偶尔在街上、河堤上散步碰见，都还能认出。也能认出国营理发店其他一些师傅，比如龅牙女人，她更加地干瘦，一个人疾走在衙门口，从背后看分辨不出年龄。比如我的小学老师罗仁素的爸妈，一瘦一胖，在菜市场或公园看见，总是要与白大褂和理发店的那套行头联系起来——他们的幺儿子继承了他们的事业，一直在政府街开理发店，有时也提鸟笼子。很多张面孔，我都能从人群里分辨出来，归纳到国营理发店。它们属于国营理发店，属于那些从白大褂和镜子溜走的时光。
从来没有看见过漂亮孃孃，她要么是调走了，要么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希望她调走了，就像我的邓老师，一直都在我的念想里，一直都那么年轻、漂亮。变成另一个人是可怕的。
国营理发店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是博物馆。能继续理发当然好，除了越来越少的山里人，就是一些怀旧者，他们躺在锈迹斑斑的转转椅里看见的时间仍如70年代。不能理发也没关系，隔一段时间给推子、剃刀、剪刀打些油。至于尘埃，不要去管它。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也不要去管。不用清除最后一天椅子下面的头发，不用盖上那些打开的玻璃瓶盖……时光在国营理发店的门窗外飞逝，呈现出更多、更真实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