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行善还不够，行善还要有个好方法。无疑，我们要涤除一切错误的东西，可是这不是顷刻之间就能做到的。我们应该效法一个深谋远虑的建筑师，当他不得不拆除一栋房子的时候，他心中知道房子的各个部件是如何搭在一起的。当他动手拆除时，他会设一个法子以免使房子各部件卸下时造成巨大的伤害。”
此后，方法好坏成为胡适评判一件事的重要标准。
一次，胡适听墨舍谈他曲折而感人的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感动得堕下泪来，并“自言愿为耶教信徒”，但不久胡适就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他醒悟出，墨舍这种劝人信教的方法不妥，完全是用“感情”的手段捉人，于是因“深恨其玩这种‘把戏’”而“起一种反动”——反而不喜欢基督教了。
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后，动用武力将前清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胡适知道此事后，当晚即给摄政内阁中的外交总长写了一封抗议信，内容如下：
“儒堂先生：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当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胡适抗议，是因为他觉得冯玉祥的行为或许正当，但动用武力将溥仪驱逐出宫的方式却不正当。
胡适喜欢刚多塞 “仅行善还不够，行善还要有个好方法” 这句格言，因为他认为，做任何事都不能不择手段。
正是韦莲司向胡适推荐了刚多塞和毛莱，结果胡适与这两位哲学家相见恨晚，一读之下，“不忍释手”，直到凌晨2时方罢手。上面提到的刚多塞的名言也是韦莲司特意引出来让他看的：
“在我们对话之中，也不是只有我在表达我自己。难道你没有表达你自己吗？你容许我分享一些你的疑惑和志愿，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许不理解，举个例说吧，在我看了你所引的刚多塞和毛莱讲到‘用好法子做好事’和‘父母对子女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这两段话之后，我真觉得如释重负并感到衷心的喜悦——透过这两段话，我也看到了你的体贴和孝顺！”
韦莲司在胡适心中播下“刚多塞”的种子，若干年后，终结成思想的果实。
胡适回国后，好友不少，但像韦莲司这样能充当他人生航向的“舵手”却再也没有了。在给母亲的信中，胡适抱怨“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而他对韦莲司的思念则与日俱增，他在给韦莲司的信里感慨：“多么渴望找到一个知己的朋友”
最亲爱的克利福德：
……。
我的生活很寂寞。我工作到深夜。有时我写完一篇文章已凌晨三点，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并且想把它念给一个能与我共享的人来听。我从前会把一两首诗给我侄子看，他是一个相当好的诗人，和我住在一起。现在他过世已过十年了。
多年来，我没有写过一首诗。我越来越转向历史的研究。过去五年来，因为日益紧迫的政治问题，连做历史的研究都很困难。可是我总维持每年写一篇主要的研究论文。我发现即使是这样的研究论文，也需要别人来与我分享，来给我鼓励。
怎么一个人会这么渴望找到一个知己的朋友，这真是令人费解的事。
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这是胡适回国后常有的感觉。他压在心底的寂寞和哀伤只能向异国的韦莲司倾吐：
“1920年有一天，我在天津，在搭火车回北京前还有几个小时，我就进了一个旅馆，要了一个房间，准备写点东西。服务员带上房门出去以后，虽然街上的市声和车声从窗中涌入，但我却突然地感到一种奇特的寂寞！这时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一向很寂寞，我只是用不断忙碌的工作来麻痹自己，忘掉寂寞。只有在我停下工作的时候，我才全然地意识到这种奇特的孤独之感。
你也许不能全然了解，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高手也没有对手的社会里——一个全是侏儒的社会——是如何的危险！每一个人，包括你的敌人，都盲目地崇拜你。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启发你。胜败必须一个人承担。”
人生需要听众，也需要“指导”与“启发”。也许，回国后，胡适更加意识到，有韦莲司充当自己的“舵手”，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
胡适回国后曾发愿，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但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要胡适赴美从事民间外交工作。胡适不便推辞，勉力前往，但在给韦莲司的信中，他表示对这项工作不感兴趣：
“我亲爱的克利福德，谢谢你充满情意的信！玫瑰花是差不多3点到的；跟着玫瑰花一块儿来的还有一朵紫罗兰，我把它别在大衣上。我外出的时候，又把它放在书里头。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发现这朵紫罗兰保存的非常完好，所以我就让它夹在书里头。现在我把这朵保存完好的紫罗兰再寄还给你。请你把它当作一份小小的爱的思念。
想到我至少有一个朋友，用她全部的同情和爱心来了解我的工作，我感到非常舒畅和快慰。这是一种我实在并不非常喜欢的工作——从早到晚，不断的谈话、看报，为一些我知道我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事写信、发电报！
我期盼有一天我能回到我真正感兴趣的工作上，那也是过去20年来努力的方向。我现在两鬓已经斑白，我不能再浪费我自己的生命了。谈战争和国际政治，对我是何等的浪费啊！”
当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胡适犹豫不决，忐忑不安，他认为自己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他写信和韦莲司商讨是否接受政府的指令。韦莲司是胡适的知音，她了解胡适的智慧和才干，鼓励他为国家勇挑重担，迎接国家和时代赋予的挑战：
“替别人做决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提醒他们用最缜密的智慧，最长远的眼光，勿受经验的影响而有所成见来考虑问题。”
这里，韦莲司含蓄地提醒胡适，他之所以热衷学术厌恶政治，不过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成见”在起作用。
在另一封信里，韦莲司的态度更为明确，她说：
“我想，你不仅仅属于中国，你属于整个时代和时代里的危局。在一定范围里，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像奇迹一般，你回答了时代的需要。
世界各地的关系在一夕之间变得史无前例的清楚。我不知道当今可有第二人像你这样，对东西方人民和政府的特性有如此深切的了解。目前各国正热衷武器竞赛和战争，此时是否应该有个人出来，改变人们的看法，让武力的使用朝向一个有利的方向。”
最后，韦莲司说：“你属于全世界。”
学者周质平说：“这句话是对胡适能力的最高肯定，对胡适出任大使最有力的鼓励。”
在很多时候，对很多事，胡适都对韦莲司言听计从，但对于从政问题，胡适不能完全接受这位精神导师的开导，在信中，他重申，从政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我在本质上是个‘害羞’的人，这得自于我母亲。……。有时，我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办些事情并解决困难的问题。可是，就一般而言，我宁可过我的学术生涯，扮演一个社会和政治的评论家，而不愿作一个实际的改革者和政客。惰性和训练是造成这种偏好的主要原因。
……。我纵容自己把精力浪费在一时我感兴趣的事情上。我一任自己受对政治生涯厌恶的影响，而在待人处事上则过分矜持。我一直在安慰自己，要是不直接地介入政治，我反而能起更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一直是我理想的一个人物。
过去20年来，我是社会和政治运动背后的一股积极力量，但我只是一个评论者，最多只是一个思想家。……我的矜持总是让我迟疑不前。”
见胡适仍在犹豫，远在伦敦的韦莲司再次致信胡适，鼓励他接受这一挑战：
“你作为一个自由的批评家和顾问的价值是巨大的。虽然你害羞，但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你总能用坚定的声音，说你要说的话，是不是？……
我知道你一直在成长，成熟，变得更睿智。从你最近有关公共事务的演说中，我总是震惊于一个伟大人物和先知的智慧。那是一个敏锐的先知对事务洞彻的了解。……我确信你会‘全力以赴，因为这是攸关我同胞生死的事’。而你的同胞也会证明，你不但是个大学者，也是个伟人。像你这样的人何其少，而世界又迫切地需要领导者。我希望，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历史将认定，你的服务不只是为了‘你的同胞’，也是为整个大病的世界。”
韦莲司的劝勉和鼓励终让胡适充满信心和激情地接受了时代赋予的挑战。
当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后，韦莲司又给他写了封表示“深切的同情”的信：
“好了，现在尘埃落定了，你是中国驻美国大使了！我不能恭喜你，因为我深知这份你并不想要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其实，我衷心地希望，你能找到一个体面的方法，摆脱此事。然而，终究找不到另一个和你能力相当的人，你接受了这个工作，中美两国都应该受到恭贺。
现在，我只能热切地希望，这个工作不至于对你是太大的牺牲。看到今年冬天复杂的世局，和此刻紧张的气氛，你需要何等的勇气，来接受这个工作。这方面的话我一直没说过，因为我不要任何细小的声音影响或减弱你（接受这一任命）的决心，但是，现在，我向你表示我深切的同情了，我也很高兴，这一任命带给你崇高的荣誉。
我深信你会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能运用最高的智慧来应付困难。我们不需另有期待！
宦海的波涛，有如大海上的风暴。人们只能希望他的智慧能带着那叶扁舟安度狂风暴雨，他所能运用的，无非是一个水手平日习得的一些动作和方法。”
上任前，韦莲司鼓励劝勉，是为了消除胡适内心的犹疑彷徨；上任后，她又提醒胡适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韦莲司的体贴周到，用心良苦在这封信里尽显无遗。
好的舵手能为你指明方向，也能激发你迎接挑战的勇气。韦莲司之于胡适，就是这样的“舵手”。
1923年1月24日，韦莲司在给胡适的信里，谈到她和母亲的关系正变得日益好转。这封信勾起了胡适如烟的思绪，让他想起留学期间那些和韦莲司家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在回信中，他发出由衷的感慨：“我多么喜欢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几年呵”
亲爱的韦莲司小姐：
……。
这封信所带给我的喜悦是超过笔墨所能形容的。……。回到中国后不久，我发现无法再和海外的朋友保持联系。后来，我差不多完全不写私人的信件了，如你所知，我是个喜欢写信的人，而写信也是我教育中，极珍贵的一部分。……。
我多么喜欢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几年呵——1914年到1917年——没有一天没有一封给你或其他好友的往返长信！我常想这样的日子还会回来吗？且让我们希望，这样的日子会回来的！你的来信已经为旧日好时光的重来做了一个开端！
由此可知，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中，蕴含着胡适“教育中，极珍贵的一部分”。另外，在其1917年5月4日的留学日记中，胡适还说，给韦莲司的书信中有他“真我之真相也”：
“昨在韦女士处见吾两三年来寄彼之书一大束，借回重检读之，乃如读小说书，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1915与1916两年之书为多，而尤以1915年之书为最要。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
胡适去世后，手中有胡适大量信件的韦莲司意识到这些信件的宝贵，将它们悉数捐给胡适纪念馆，她说：“这些信主要谈的是思想、公共事务和他（胡适）繁忙的工作和旅行，这些资料希望有助于重构他生命中的一些细节。”
胡适的精神密友韦莲司通过一封封书信一次次长谈将其睿智和敏慧化入胡适日渐成熟的思想中，如同春雨将其甘甜和芬芳融入茁壮成长的庄稼里。
曹诚英：“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曹诚英，字佩声，乳名丽娟，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当年，胡适结婚时，她是伴娘之一。1923年，胡适带着侄子胡思聪在杭州烟霞洞养病。当时，曹诚英在杭州读书，经常去烟霞洞照料胡适叔侄的生活，渐渐，两人产生了感情，且一发不可收。不久，曹诚英怀上了胡适的孩子，而胡适也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没想到，江冬秀以死相拼，坚决不从。胡适的这段“恋曲1923”只能以两人的心碎而收场。
1923年10月3日，胡适要离开烟霞洞，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略带伤感的话：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胡适把烟霞洞养病这段日子说成“神仙生活”，可见，那段时间，他和曹诚英的相爱是多么热烈多么甜蜜。简直让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此前的5月23日，胡适写了一首《西湖》，预示着两人的恋情拉开了序幕。
西湖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
轻烟笼着，月光照着，
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
不敢正眼看伊了！
最好是密云不语的昨日：
近山都变成远山了。
山头云雾慢腾腾地卷上去。
我没有气力去爬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