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正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与其他热点不同的是，“80年代”是活生生的。每一个参与讨论的声音都是活在当下的人带着各自不可替代的记忆和经历对着现实而发出的。不管是耄耋老人，还是渐知天命的中年人，甚至是刚成人的“80后”，“80年代”突然成了不同代际的人们共同追忆的“似水年华”。以此说来，那个熙熙攘攘的年代，倒为今天的中国保留了最后一块“公共空间”。人们究竟想在“80年代”中寻找什么？换言之，那场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关系最大的变革究竟改变了什么？诞生了什么？为此，我们想绕开文化/政治精英们的履历，通过一个普通的文学故事，为这段没有“主旋律”的历史乐章找到几个主要的音符。
在80年代的文学刊物中，由南京市文联主办的《青春》杂志在“文学青年”中影响很大。该刊1979年10月创刊，是“四人帮”粉碎后创刊最早的青年文学月刊。到1982年，该刊订户已经超过了45万。《青春》的办刊宗旨是“青年写，青年看，重视青年题材，着眼无名之辈”，因此这个刊物所刊发的大多是默默无闻的初学者的“处女作”。据主编斯群介绍，1981年该刊发表处女作23篇，占全年作品总数的35%。另外，该刊坚持“每稿必退，并力求提出意见，写退稿信”，直接参与习作修改工作的有当时著名的作家高晓声、陆文夫、方之、陈白尘、顾尔镶等，他们的讲评意见和作者的回应答复都在刊物中得到公开、公平的展示。另外该刊从1980年起举办“青春奖”的文学评选活动，参选者都是“不到三十五岁的”的青年作家，在当时不多的文学奖项中，该奖算得上是很有分量的一个。《今天》的主要小说作家万之（陈迈平）在回忆80年代的文学活动时，就曾高度评价过该奖对现代主义作品《面对共同的世界》的肯定。从《青春》作家/读者群的构成情况来看，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占据主要力量，这部分“文学青年”普遍有着强烈的文学表达的欲望和困惑，在创作道路上处于练习和试验阶段，其人生观和世界观还处在形成和发展期，表现在作品中，题材上抒写自我苦闷的多，表现社会变革的少；技法上实践所谓“现代派”的实验性作品少，习作特征较为明显；主题上多受流行思想的影响，作者对现实人生的认识普遍有肤浅和苍白之感。
然而这样一群“文学青年”在80年代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却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如何引导这批青年走上“真正的”文学创作道路，这个问题关涉到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将如何得到传承和发展，而文学的观念又与人生的观念紧密相关，正如《面对共同的世界》后记中提到的那样： 青年作家的创作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应该和青年的人生观相联系。因此，通过文学写作的教育让广大青年正确面对“文革”结束后的“信仰危机”，正确认识改革进程中的种种“弊端”，进而对文学创作的“正确”道路有理论上的辨别能力，这一切成了像《青春》这类文学月刊或隐或显的编辑意图。但是，如果说在“纯文学”场域中存在的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的“颠覆和挑战”，是一场艺术水平高下的较量的话，那么在这个场域的“底层”，对每一个文学入门者而言，首要的问题却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认同”——也许正是在这个“认同空间”中，“纯文学”丧失了对文学受众发言的能力和主动性。从1981年的第3期开始，该刊开设《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栏目，试图将许多文坛名家，比如韦君宜、邵燕祥、莫应丰、叶永烈、鲍昌、田间、蒋子龙、叶文玲等，塑造成文学青年的“引路人”形象。相比于80年代的众多社会热点，这个栏目所涉及的“文学创作究竟是要靠个人奋斗还是前辈提携”，“作家的性格、气质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创作的技巧和才情哪个更为重要”等诸多“边缘”性问题，同样回应了一个变革时代的“迷乱”和热情。虽然大多数问题在今天已无多大价值，但不难想象的是，在当时，对于西方文化资源相对匮乏、距离艺术殿堂更为遥远的普通“文学青年”来说，这类现身说法的教诲应当是最宝贵的指路明灯。
本文要说的，就是一篇在这样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寻找》和它的同名续篇，它们分别发表于《青春》1980年第2期和1982年第5期上。在1980年第一届“青春奖”中《寻找》是“得票最高”的作品，从1980年第4期开始，《青春》连续发表了近十篇评论文章，数十条读者来信以及作者董会平的一封致广大青年的公开信，直到次年五月陈辽的一篇作家专论《他也在寻找——读董会平的四篇小说》止，关于《寻找》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分析就将先从这篇获奖作品入手。
《寻找》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单身女知青“我”（小亮），“我”曾经带着“红卫兵”的革命理想扎根农村，然而从农村调回城市之后，却一直在家里等候分配和相亲。但是，“在乡下的风尘里滚了十年，城市对于我来说，已经变得陌生了。我几乎没有什么熟人和朋友。”“回南京一个多月，开始我沉溺在喜悦和恬适之中，但现在一想，我又觉得生活中少些什么，自己也好像整日里寻寻觅觅，然而究竟在寻找些什么，我也茫然说不清楚。”——“我”的这一“返城知青”的角色设定构成了作品的主要亮点，事实上，整个小说的矛盾冲突都是围绕着“返城知青”面对城市生活的焦虑和茫然展开的。1979年到1982年间，返城知青的婚姻和就业问题是当时两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我”的苦闷和彷徨令一大批社会青年感同身受。比如当时一位读者就说：“我也是女同志，三十岁未婚，所以很同情小亮。我在看的过程中哭了，痛痛快快地哭了，淤积在胸中的苦恼和愤恨一下子全都泄出去了……”除此之外，“我”的“红卫兵”记忆是作品的另一亮点，尤其是作品虚写的“红卫兵头目”“乔晓阳”的形象，在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许多人认为正是“红卫兵”的革命精神给予小亮这一代人不同于其他人——包括革命意志衰退的老干部——可贵的性格气质，这些气质包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拒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等。但有趣的是，“乔晓阳”却如作品中的命运一样，在现实中引起了许多“老同志”的不满，有人甚至发出了“救救青年”的口号。正如下文的分析将使我们看到那样，对这段记忆的修正恰恰成了《寻找·续篇》中最重要的部分。
具体而言，《寻找》中的“我”面临三大困难： 一，与更加年轻的“时代骄子”们： 妹妹“小娅”和她的大学同学在认识中国现实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有读者将其概括为“老青年”与“新青年”之间的矛盾；二，与平反复职的父亲在对待“红卫兵”历史的认识上存在着矛盾——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老干部”和“革命青年”争夺话语权的表现；三，与当年的“红卫兵”战友“乔晓阳”一起面对着如何继续革命理想主义信念以及如何面对未来生活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转向问题。
一
小亮与小娅们的冲突最初来自一次具有相亲意味的野餐。小亮带着大龄青年的敏感和自尊参加妹妹出于善意组织的这次活动，但很快，她便发现这群“时代骄子”身上并没有任何闪光的精神和深邃的见解：“我问他改革的方向，他直截了当地说了四个字： ‘自由竞争’。我不同意，说了几点理由。不料我话音刚落，就遭到好几个人的‘攻击’，说我思想不解放。”青年是最忌讳被人认作“保守”的，尤其是一个处于尴尬年龄的青年，于是“我”心生懊恼：“我真恨自己，恨自己早上做出的错误决定。一个被人家显然看成为时代淘汰的三十岁的人，何苦要自作多情地穿上新衣裳来赶时髦呢？”也许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刚硬率直的小亮应该在此时掉头走开，或者干脆和那些大学生继续展开话题上的交锋。新时期以来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大段大段的哲理性辩论来表现思想差异的，比如《人啊，人》中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有关信仰和宗教问题的通信，《北极光》中有关改革和人生出路的谈话等。作家通过这种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虽然简单，但亦不失为一种推动情节发展的有效方法。相比之下，《寻找》的作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手法是更为“现代”的，他中止了主人公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对话，让这个有些自怨自艾的女性沉入内心世界“自言自语”起来，一场“记忆”与“现实”的战争就这样在小亮的心灵深处爆发了： 过了一会，我感到身后站着人，扭头看，惊呆了。
在我的身后站着四、五个农村孩子，每人背着一捆柴。他们一个个紧抿着嘴，用冷冷的目光一会看看塑料布上的罐头、酒瓶，一会看看那群狂欢的青年。
我猛地打了一个寒噤，一幅永远难以忘却的图景陡然浮现在我眼前：
天空是灰白的，大雨哗哗地往下倒，三万亩圩田一片白茫茫。我和农民在一起抢插晚稻秧。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红肿充血，每一个人的面颊都深陷下去。腰椎发出似乎要断裂一样的剧痛，两条长久泡在水里的腿已经变麻木了。……
当送饭的一来，人们便拼起最后的劲，向放在泥水中的两只水桶奔去。两桶米饭，一盆咸萝卜，对于我们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我一边跑一边往肚里咽口水。没有地方避雨，连坐的地方也没有，这野餐是在风雨中站着进行的……
谁不希望生活中充满音乐和舞蹈呢？但是生长在富饶而又贫困的中国的青年，应该有他们更高尚的生活。一幅现实的画面和一幅历史的画面通过小亮的“回忆”相遇了，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那群围观的农村孩子是否真的存在——虽然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在物理空间上的距离确实没有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那样巨大——但无论如何，通过这“有意/无意”的回忆，“过去”的闸门被打开了。“红卫兵”叙事的历史化出场本身，或者说“革命”成为“记忆”的事件本身，便意味着这一指向未来的话语模式将最终丧失其在现实人生中的行动力。萨特在分析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时间问题时，曾经用“陷入”这个概念来表达一种有着存在主义意味的记忆现象，他说：“过去突然侵入现在，感情的次序与理性的次序相对立，后者虽然遵照年代顺序但缺乏现实性，记忆千奇百怪、断断续续，但反复涌现，心潮时起时伏……对于普鲁斯特来说，解脱存在于时间本身之中，在于过去全部重现。对于福克纳来说，恰恰相反，很不幸过去从来没有丢失，它始终在那里，死死地缠住我们。我们逃避现时世界的唯一方式是神秘的出神忘形。……”由此看来，小亮的“出神忘形”是有道理的，至少作为一“类”艺术形象，作家的这种处理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本土的脚本，联想到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在80年代青年中的风靡，我们不难想象小亮身上的革命精神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异。然而与昆丁白痴式的“陷入”过去不同的是，小亮的回忆与其说是“不由自主”，不如说是“用心良苦”的。不论怎样细致的研究也无法道尽“文革”和“文革” 结束对一代青年的意味，即使是离乡返城也不见得就是一条“拨乱反正”的简单算式，小亮回城之后的无尽烦忧延伸了“伤痕”文学曾揭示的伤疤，“回城之后怎么办”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更是“青年人迫切关心而且急需重新认识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小亮“回忆”行为的现实斗争性，甚至可以说那是他们唯一的“武器”，小亮之所以引起轰动，部分原因也在于青年们对这个武器的战斗力仍存有幻想。这里需要辨析的一点是，小亮们的“武器”并不明确指向“红卫兵”的革命行为，他们自然不会像《南方的岸》中的“暮珍”那样再回到农村落户，就像题目“寻找”所暗示的，革命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被继承下来了，这种精神鼓动了一种“探索”和“发现”的热情，一种“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东西，只是由于下文中红卫兵头目“乔晓阳”作为小亮爱情理想的化身出场，这才导致了人们对作者想要复活“红卫兵”行动的错觉。事实上，小说最后有些滑稽地让小亮寻找到了“考研究生”的归宿，只是使整个回忆更像是一场怀旧。为小亮们所珍视的这柄革命之剑缘何在新的时代下丧失功效？原因是复杂的。1985年之后，理论界有关于文学“向内转”的讨论，这个提法更多的是在描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但作为一种性格类型，潜入内心，表明以社会实践和革命行动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正在慢慢让出外部世界，作为历史记忆，不论其在人心中有多大的召唤力量，都将不再和现实世界构成直接的冲突，因此也便无所谓真正的胜利和失败了。
卢卡奇曾经以西方文学史为例，将这类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概括为“抽象的理想主义”，他分析说： 有着“抽象的理想主义”的主人公，他虽然看似在现实面前屡遭失败，但相比之下，他的内心却是“不成问题”的。“由于世界的这种缩小以及由此引起的、目标只对准这缩小的世界的一切行为必然缺少外部世界的真正中心，也由于这样的态度必然是一种主观态度，不触及世界的本质，只是提供扭曲的世界形象，所以，和灵魂对立的一切，都必然来自和它完全异质的源泉。”确实，小亮的世界是在逐渐缩小，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给她的施展其革命理想的空间已不再存在。我们不能说小亮所认识的中国就一定是“扭曲”的，但她对小娅们的认识却显然有失偏颇。小娅们除了不学无术之外，还留长发、穿喇叭裤、听邓丽君、跳小步舞，对这些新潮的“资本主义”玩意儿的反感恰恰反映了小亮的革命记忆对外部世界的价值判断——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寻找》中作者本身的价值立场显然是在小亮这一边，但是到了续篇，价值的天平有所偏移，小娅的命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反感”并不是战斗，九斤老太也常感慨“一代不如一代”，所谓与灵魂“完全异质”的世界也不过是说，这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行动世界之间并没有任何共同对话的可能。看来，“向内转”的结果不过是导致灵魂在心灵世界中的“休息”，不论个体在外部世界承受怎样的艰难，信仰的栖息之所并不为之所动。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转向内心的行动反而并不触动内心世界的发展：“没有东西能够动摇它内在的坚定信念，因为它被囚禁在它的安全世界中——因此它不能感受任何东西。完全没有一种内心体验到的难题，这使这样一颗灵魂变成了纯粹的活动。因为它在它的本质存在中休息，它的每一个冲动，都变成了一个瞄准外界的行动。有这样一颗灵魂的人，他的生活变成了一连串他自己的选择的不间断的冒险活动。他投身其中，因为对他来说，生活只意味着成功地经受考验。”显然，卢卡奇说的是有“神”和“信念”的安静的灵魂，对于没有宗教传统而共产主义信仰又受到极度挑战的中国青年，他们内心的安宁又将维持多久？
这里涉及一个作为学说的共产主义和作为信仰的共产主义的矛盾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劳动阶层来说不是研究者或学者，而是先知，人们对作为研究者的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而对作为先知的他们，人们却给以狂热的信仰。”作为一门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新时期以来最为重要的学术、政治和思想事件；但作为信仰，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缺乏直面这一问题的勇气。小亮的意义，或许就是在那个不断挑战权威的时代，在“信仰”或“精神”层面，而不仅是在政治政策层面，提出了如何面对和解释历史的问题。
二
悲壮的革命记忆，贫困的社会现实，加深了“我”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同时，也勾起了“我”心底里一根深藏多年的“情丝”。“我”原来是有一个心仪的青年的，他（乔晓阳）是一个烈士的遗孤，“文化大革命中是我们红卫兵的领袖”，作为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他在当时是颇有点名气的。但是，“爸爸他们这辈人，一听到‘红卫兵’、‘造反派’就气得发抖。而我——一个被红卫兵、造反派迫害的老干部的女儿，竟然在今天，还在四下寻找红卫兵头头，他能不勃然大怒吗？”于是，“我”与父亲的冲突便转变成了如何看待“乔晓阳”这一代“红卫兵”历史的问题。果然，爸爸对这个乔晓阳非常反感： 他先用嘲讽的口气说，乔晓阳算个什么货色？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是的，他有组织才能，能说会道，脑子转的快，可这都是歪才！是乱世英雄！现在搞“四化”，这种人有什么用？还来搬弄口舌？还来贴大字报吗？你，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不会看人，老实有学问的人看不起，反倒跟着这种政治上不可靠的小投机家屁股后头跑，文化大革命跟着他闹，现在还想闹吗？
这种人根本就没有革命的原则性，反这个，反那个，都是搞个人投机，想表现自己。再说我们党还没垮，我们军队还没垮，要他一个人上阵跳什么？还要不要党的领导？现在北京民主墙不是又有人在闹吗？还不是乔晓阳这类人，达不到个人目的，就闹个没完。爸爸的这种想法在“新时期”文学中无疑是正确的主流表达。“四人帮”在“文革”中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庭造成了巨大打击，“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着力书写的正是这种遭迫害、受破坏的痛苦。为父亲所不能理解的是，女儿并不是《伤痕》里的“晓华”，在长辈获得平反之后重新回到家庭的温暖和人性的谅解之中。“我”似乎无法认清那段历史的罪恶，依然陷在“左”倾思想的余毒之中，新的价值观念和择人标准——所谓“老实有学问”——更是迟迟树立不了。
可惜，不论爸爸的批判多么痛彻有力，他却忽略了女儿不同于其他“右派”子女的特质。“我”不仅没有因为那段历史而养成孤僻变态的“现代”性格，相反，却丝毫不感到冤屈，我没有“吃了什么苦，受了什么罪，断送了青春”之类的弱者的悲鸣，只是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农民的艰苦劳动和困难生活，了解了他们的力量和负担；“我”坚信，正是由于有了下乡十年的艰苦磨炼，“我”比妹妹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我”不仅仅同情农民，热爱农民，而且深深懂得中国革命的任务非常艰巨，不是一句“自由竞争”就能简单解决的。正是为了要担负起这非常艰巨的任务，“我”才无法享受现在的“闲居”生活，“我”才不得不去“寻找”，而“寻找”的结果，便是回到少年时代激励“我”和同伴们前进的那些信条——“太阳永不西坠，根本没有黑夜。人人诚心诚意，个个相亲相爱。”——在此，作者满怀深情地把当年“红卫兵”的“破坏”行径描写成一场壮烈的革命战争： ……我们的红卫兵总部遭到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围攻。楼梯已经烧毁，退路已经断绝，楼房四周全是手持刀抢棍棒的武士，他们狂叫：“老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现在说我们是造反派真是冤枉）。
我们一个个穿着被烈火烧得焦黑的军装，手拉着手从二楼退到三楼，从三楼退到四楼，最后手挽手上了房顶。乔晓阳抱着红卫兵的旗帜站在最前面。我们都决心和这面旗帜共存亡。我们嘶哑的嗓门齐声不断地呼喊：“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革命真理！”大家就这是这样等待着死亡的来临。石头、瓦片从下面雨点似的打上来，乔晓阳的额头被砸破了，鲜血溅到了在大风中狂舞的旗帜上……
……我们像一支被击败的小部队一样退到了农村。缺少钱粮，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晚上就住宿在野外废旧的草棚子里。我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孩子，谁也没有掉过一滴泪。大家都像兄妹一样相互支持、体贴着。夜晚睡觉，大家都争着往风口里睡，用自己的身体给同伴挡风。但最后睡在草棚口上的都是乔晓阳。为了暖和一点，大家都是紧挨着睡在一块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脸贴着脸地睡在一块的。好强的我总爱和乔晓阳合盖一条军大衣睡在风口。我们睡在潮滋滋的稻草上，身子紧紧系在一起。但是只有一会就睡熟了。我们这些十六、七岁，自以为是为人类最崇高神圣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都还是些情窦未开的童贞孩提啊……
世界上有这样的投机分子吗？有这样胡闹的乌合之众吗？针对父亲对乔晓阳们“政治投机分子”的断语，“我”直接的回击便是“喊冤”：“说我们是造反派真是冤枉”。虽然“文革”是全体中国人的灾难，但“文革”结束以后，“冤”声最大的却是那些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现在老干部官复原职了，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文革’苦果都落到了我们青年身上”也许父亲从上面的记叙中会读出“四人帮”对青年心灵的毒害之深——就像刘心武在《醒醒吧，弟弟》中所要明确表达的意思——但本来就是要打倒权威的青年们显然无法容忍父辈的“谆谆教导”，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造反”。相比于与妹妹小娅的斗争，父子冲突将更加艰巨。有趣的是，新时期以揭露“四人帮”为主题，以宣扬“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一类文学中，直接表达家庭之间父子冲突的作品并不多见——即使是《寻找》，父子冲突虽然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但当“我”考上研究生再次离家的时候，依然温情脉脉地回忆起返城之夜的亲情，而父亲也终于默默地出现在离别的站台上——对完整的“家”的意象的眷顾与维护，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一个鲜明对照。也就是说，《寻找》所要揭示的父子冲突必须在不伤害家庭亲情的伦理框架之下展开，主人公的“革命”行为将不能再通过“离家”、“逃”向自由的叙事模式来实现，精神的漫游将彻底终结“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回“家”，回到“日常生活”不仅是《寻找·续篇》理所当然的主题，更是新时期文学叙事的核心模式。当然，“家”还是不可避免地破碎了，经济的大潮带着比政治更无懈可击的“合理性”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心理模式，这自然是另外的问题。父子冲突得以维护在“家”的框架之内，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传统意义上作为“权威”出现的父亲不再具有不可反抗/必须反抗的权威性。经过“五四”尤其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进程的“大破坏”与“大建设”，中国的家庭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父亲的看法其实并不对小亮构成直接的压迫，小亮能够对父亲的看法发表直接的评论：“现在来嘲笑年轻人十年前的幼稚举动，并不表明今天自己在政治上的成熟练达。我承认我们当年做了不少错事、蠢事，但我们绝不是他（爸爸）所说的那种投机分子。我们还是纯真的孩子，我们的心是真诚的，全国人民的心都是真诚的。”这样，通过对虔诚的革命信念的重申，“红卫兵”为自己的造反行为找到了与受迫害的老干部们平等的舞台，既然当年你们也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现在又凭什么站在高处指手画脚呢？——“文革”的灾难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某一群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
通过小亮情绪化的回忆，《寻找》慢慢明确了它的主题。青年们所要找的正是革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在寻找什么呢？寻找那未来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太阳永不西坠，根本没有黑夜。人人诚心诚意，个个相亲相爱。”尽管现实已经证明，那是一场滑稽可笑的骗局。但是，正如萨义德所说：“回顾过去是阐释现在的最常见的策略。使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只是由于过去发生了什么和过去是什么样子产生了分歧；还有关于过去是否真的已经完全彻底地过去；或是对于它是否还在继续的不确定，尽管过去也许以不同的形式而存在。这个问题引发了各种讨论——关于影响、关于责难与判断、关于当前与未来的紧迫问题。”
据刘小萌对知青历史的介绍，“上山下乡”最初是作为政府的一项经济调控政策展开的。但“文革”开始之后，“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的‘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因此“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是两项息息相关的青年运动，“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所以，小亮将乔晓阳式的造反“头头”视为革命事业的领袖，真诚地怀念“红卫兵”和“上山下乡”中结下的“同志”友谊，在心理层面上，这至少是对那段历史的“忠实再现”，因此，在众多知青形象中，乔晓阳的出现一扫苦闷、彷徨、伤感和放浪的角色定位，将文革文体中“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复活在一个青年女性的爱情理想中，其感染力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有读者说：“几年来，我在许多作品中寻找过，寻找我们当年一些红卫兵的身影。偶尔找到几个，总觉得神气不正，灰溜溜的，不像我们当年的那些伙伴。”那些曾经的革命领袖，在新的历史时代中纷纷忏悔了，反省了，或者沉默了，发展了新的理论，皈依了另外的信念，总之，他们不再高大，变得“灰溜溜的”。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说这一代人的“灰”是上一代的压抑造成的，我们只能说，为了对抗现实和内心中的“灰”，青年一代达成了某种“一致”。就像曼海姆在《代的问题》中所指出的： 同龄的群体有着同样的历史地位，犹如同样的阶级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一样，“这种同代性注定了这一代人社会经历的潜在特殊界限和范围，使这一代人在性格模式上存在着同样的社会经历和思维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类别”。作者董会平在谈到小亮这类“红卫兵”青年时说：“过去一支看起来忠于‘革命’步调一致的青年队伍在迅速瓦解着、分化着，……从否定过去的盲目、迷信来看，这支队伍的瓦解、分化，倒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从开拓未来的角度来看，却又是一种危机。”“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生活中，就没有了共同的目标。我们的祖国还没有改变贫困的面貌，……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不实现现代化，任何个人的幸福和美梦都将破灭。所以我们解放思想，决不应只限于自我，只停留在改变服饰、发型，停留在稍稍改变一下个人生活方式上。”小亮的魅力正是来自她试图为“一代人”完成历史叙事。如果我们要继续上文分析中所提到的作为一种信仰和精神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这一话题的话，那么小亮在这里试图完成的，正是通过对“红卫兵”一代“特殊性”的规定，恢复那个曾经以人类共同命运为价值取向的共产主义理想。自从这个以所有其他人的幸福和自由发展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的“思想”受到怀疑和挑战以来，“个人”就处在一个充满问题的情景当中。“个人”该怎么办？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关系该怎么认识？——90年代以后，有学者从“毛泽东热”的现象中看到“人们对权威、信念的不无深情的追忆；以及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线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不无戏谑、亦不无伤感的回首……”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这部1980年出现的作品视为商业怀旧的前兆，那就过于简单了。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的是，一种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一体化体制和一种以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使命的朴素的共产主义意识。在前者之下，“个人”和“个人性”自然是被完全“控制”和“规训”的；但在后者的情景里，“个人”和“个性”是有着充分的说明与规定的。
三
吉登斯在分析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感时曾经指出，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确定和认同是一种既脆弱又强健的思想。他说：“与本体安全的其他存在维度一样，自我认同感既是强健的也是脆弱的。说他脆弱，是因为个体在心智中反思性保持的个人经历只是众多其他潜在的故事中的一个，而这些故事可以讲述的是个人作为自我的发展过程；说其强健，是因为在个人活动的社会环境中、自我认同感得以足够安全地维系、以能承受主要的张力或过渡。”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认同在这里仍设定了超越时空的连续性： 自我认同就是这种作用为行动者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个人的认同不是在行动之中发现的（尽管行为很重要），也不是在他人的反应之中发现的，而是在保持特定的叙事进程之中被开拓出来的。”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反思”气质的青年，“我”对自身所处的状态和周边世界的不满，必然会激发起一股“强大的”自我叙述的欲望，以回应由自我认同感的断裂而引发的焦虑。果然，小说层层推进地张扬起“红卫兵”光辉灿烂的民族英雄的旗帜： 请不要忘记，在唤醒民族之魂的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中，老红卫兵是抱着以身殉国的决心冲在最前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汉白玉的基座上染着他们的血啊……而在小说最后，作者竟然借用高尔基一则寓言把“乔晓阳”塑造成（或想象成）一个自我牺牲的革命先驱者： 一群善良的人被一伙强盗赶进了阴暗潮湿、不见一线阳光的密林深处。几天过去，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这时，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叫丹柯。他对活着的人大声说：“森林是有尽头的。起来，我们走！走出一条路来！”
人们和丹柯一起出发了。可是艰难地走了几天几夜，也没有走出森林。这时有的人绝望了，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埋怨丹柯，丹柯想了很久，突然叫道：“我爱你们呀！我的心可以作证！”说完，他抓开胸膛，那出自己的心，把他高高举过头顶。他的心燃烧起来，发出了强烈的光辉。黑暗的森林被这人类的爱的火把照得透亮，人们簇拥着丹柯，呼啸着向前。
森林分开了，碧绿的草原展现在人们面前，太阳在蔚蓝的空中发出金色的光芒。人们狂喜地跳起了舞蹈。而丹柯却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骄傲地笑着倒下了。他的心碎了，化作点点红花开在草原上……“不见一丝光亮的黑暗的森林”，作为中华民族的隐喻，曾经被用在“晚清”以来的多段历史时期；作为人类社会的隐喻，也曾经被用在“共产主义”之前的几乎所有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每种情景都不乏“丹柯”这类“领路人”的英雄形象，只是，英雄如果没有真的“倒下”，就将必然面临日常生活的“平凡”。为作者所珍爱的英雄“乔晓阳”自然也将面对恋爱、工作的问题，有趣的是，也许是作者陷在革命记忆太深的缘故，他笔下的英雄依然固执地坚持圣教徒般的理想，乔拒绝了“我”的求爱，表示要“再等两年”——乔对爱情的压制被“我”理解为革命精神的延续，“我”于是不再茫茫然，决心走一条和日常生活相对抗的英雄之路。只是留给“我”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如此之少，除了不再去相亲、放弃做一名普通工人，“考试”成了实现我英雄理想的唯一途径。自然，连作者都觉得这种选择不具备多少“英雄性”，所以，他显然有违“真实” 地让“父亲”再次承当了革命“绊脚石”的角色。亲人的不理解、小家庭的分裂、个人生活的被延误，这些必然会缠绕在英雄形象周围的戏剧要素，被作者毫不吝惜地安排进“我”的考研之路上。
至此，《寻找》通过这个将这则略显突兀的英雄故事完成了对作者、对“红卫兵”历史的自我建构。显然这种叙述是无法获得完全的“政治正确”的。和大多数读者以及《青春》杂志对该作的肯定不同的是，批评家们都对《寻找》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蒋义海在《救救青年，愈合伤口——评小说〈寻找〉》中说：“像乔晓阳这样的老造反、老红卫兵，只要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死党和骨干分子，我们就没有理由蔑视、轻视他们，把他们从我们的队伍中推出去。他们受骗上当，为林彪、‘四人帮’之流干了一些错事、蠢事，但我们只能把这笔账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然而，由于事是人干的，乔晓阳式的青年毕竟干了不少错事、坏事，因此，我们决不能泰若处之、束之高阁，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去救救被林彪、‘四人帮’欺骗、利用而开始害人、后来害己的乔晓阳式的青年，……”——如前所述，这种“救救青年”的想法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有对小亮提出批评的论者认为：“《寻找》中的小亮，我们认为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人物。……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当代青年，不仅对十年思索着，也对十七年思索着。而思索的立脚点只能是现实这个生气勃勃的社会。而小亮呢？她好像是一个冬眠了十年的人，她在云端看着历史，只看见几个同心圆圈；她寻找着十七年那只美丽的万花筒，可是这能为不能重新披愁那美妙的图景而迷惘悲哀。”该论者倒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寻找》中的“政治无意识”——“十七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新时期”究竟应作怎样的评价？
《寻找·续篇》听取了这些批评意见，让“精神贵族”小亮的“寻找”从云端来到地上，从过去回到现在，紧紧围绕了现实生活。当然，集中体现这一现实精神的是“造反派头目”乔晓阳。现实中的乔晓阳是什么样子呢？他进了工厂，曾提出过改革方案，但却被罚“扛了两个月的水泥包”，现实教会他放弃一度热衷的革命理论，转而投奔“吃饭哲学”：“现在有一种人，靠玩嘴皮子吃饭，说是脑力劳动者，其实根本没有脑子。我们工人，靠自己双手劳动吃饭，没有资格靠空谈吃饭。”眼看着爱情和革命的幻想破灭，小亮难掩心中的激愤，她对小娅抱怨说：“现在的男人个个玩世不恭，而女人太认真，太痴情。”但玩世不恭的男人不再压抑现实的爱情，乔晓阳终于“求婚”了。赢得了爱情的小亮也渐渐改变了人生态度：“像许许多多的姑娘一样，尼龙内衣、真丝围巾、羊皮手套、木梳、小镜子，开始成了小亮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她的心情也变得快活起来，容易满足，她感到，只要能和乔晓阳在一起，这一天便充满了诗情画意。”自然，这种“诗情画意”里不会再有记忆或现实的画面跳出来破坏，小亮终于在爱情的获得中完成了新的世界观的转变：“为什么要回避这样的生活、轻视这样的生活呢？为什么要孤立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圈子之外呢？人生是需要妥协的，人是要在生活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位置的。”
在经典的革命文学叙事中，物质生活作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接班人的突出场域，早已成为后者必须保持警惕的“糖衣炮弹”。在这一过程中，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享受越来越成为革命斗争的对象，而中国社会也在根本上实现了与传统社会自发自在的生活模式相对抗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我们虽不能完整概括出所谓“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特征，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作为新时期以来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改革话语，却也从反方向表明了极端道德化、精神化的革命实践在这场斗争中的失败命运。
相比于《寻找》，续篇不论艺术水平还是思想含量上都落后许多，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作者放弃了独立探索的精神，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一代“红卫兵”叙事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探索也戛然而止。但是，“一个曾经有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出集体的习惯和生存方式。这些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这里涉及的一个政治问题是： 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这个过程发生的究竟有多快？”如果非要回答，那么这个续篇的粗劣完成应该说呈现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瓦解的速度。
续篇中另一值得关注的故事是妹妹小娅的命运。小娅爱上一个桀骜不驯的音乐家杨捷，这个“把艺术看得比宗教还神圣”的40岁青年并没有正面出场，而针对他的议论又多是负面的： 由于他的关系，小娅被校方认为是“作风不检点，思想自由”，父亲更是以过来人的口吻断言说，和他交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已经和父亲“十分投机”的乔晓阳也“淡淡”地评价他“搞音乐不会有什么出息的”。面对爱情和事业双重考验的小娅，此时采取了更为决绝的方法——她出国了。这个更年青一代的人生选择，在作者看来并不像考研那样诗意和革命，他借助小亮的话说这是“逃避主义”，但他又有些矛盾，因为开放的时代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最终，连接大洋彼岸的飞机还是起飞了——它飞得如此简单，除去创作上的问题之外，恰恰表明了作者对于一个新的、奉行开放政策的时代所持有的天真想象——从此，中国人的家里，多了另外的牵挂，刚获团圆的家庭又将面临更大的分崩离析的力量。反映在文学中，一代上山下乡知青的城/乡叙事将被新的出国留学一代的家/国叙事所代替，进一步说，新时期文学的大部分现象，尤其那些被判作是“向后看”的作品，比如“反思”文学、“寻根”文学，都应该放在这一开放世界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那个作风自由、没前途又没出息的杨捷身上。显然，这个“文艺青年”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是更受压抑的边缘人物，作品曾暗示他住在简易的“下放户”里。与迅速发展出一套生存智慧的乔晓阳、小亮和小娅们相比，杨捷以怪异孤僻、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象征了“另一个”80年代。近年来，伴随着大量回忆性文章的出现，“80年代”突然成为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纯真素朴”的“怀念物”，参与到这场怀旧行为中的除了所谓“知青文化人”以外，更多的却是已经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这一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无法展开详细论述。我们只能说，和小亮对红卫兵叙事的执著一样，新一轮的对“记忆”叙事的争夺展开了。李陀在新近一篇文章中自我反省地写道：“20世纪80年代所以被搅动，……参与的人群太多了，官方理论家和专家学者，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改革家和下岗职工，政治家和庸众——所有这些群体都是搅动那个时代的动力，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维护了各自的利益。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发展，不应该被简化、被化约，尤其不能被简化成一些文化精英如何发迹，如何成功的故事。”只是，和小亮作为一代人形象出现不同的是，以“个人”形象出现的新一代青年将注定面临更大的言说困境。
至此，我们从一个青年自我叙述的故事开始，走向了另一个青年的自我叙述。在这个过程中，被掩盖的可以再被叙述，而被叙述的也可以再被掩盖。有时候我们挖掘那些被掩盖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今天或未来会有意义，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叙述遇到了比掩盖更悲惨的命运： 我们丧失了自我叙述的最原始纯真的动力与激情。对被掩盖的命运说“我不相信”，对被归训的身份说“真是冤枉”——这也许就是《寻找》的“小亮”们所应该被再叙述的理由。
（原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