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做种种具体事情的时候，还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哪怕是在“人猿相揖别”的原始时代里，我们的祖先，一方面不得不和严酷的自然界作艰苦卓绝的斗争，每天不得不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劳碌，冒险犯难。据对原始人类遗骸的研究，他们的平均寿命往往不到二十岁，可见他们当时的生存环境何等险恶，他们又需要付出何等巨大的努力来排除万难，死里求生；然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眼光也决不局限于当下的一时一事，而是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并且用他们朴素的方式进行着执着甚至是虔诚的追问、观察与思索。举个例子，北美的印第安人，过去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哲学思想的蒙昧民族，但是现在的研究表明，印第安人的各个部落一直都有关于“世界是怎样来的”、“世界分成多少个部分”、“人在宇宙中居于什么地位”、“这种地位可不可以变化、怎样变化”的古老史诗在口口相传。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悠久文明史的民族，更是留下了无数有关世界起源和构成、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共工触山”、“女娲造人”等雄伟瑰丽、奇幻动人的传说，其实就是哲学的萌芽。
不过，上面说的史诗也好、神话也好、传说也好，本身毕竟还不等于哲学。这是因为虽然里面也提出了各自的世界观，但是不够系统化和理论化。
什么叫系统化呢？举个例子来说吧，有的原始部落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进行分类，比方说分成“天上的”、“地上的”、“会发光的”、“会发出声音的”这么四大类。这是不是一种世界观呢？是的。然而，很明显，这种划分很不系统，因为它的划分标准没有逻辑上的统一性，比如说，有些“天上的东西”也是“会发光的东西”。这就好像我们把人类划分为“工人”、“农民”、“中国人”一样，不是按照一个标准划分出的类别，却放到一起并列起来，显得很混乱。但远古时期人类世界观刚刚形成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凭着直观，今天注意到万事万物的位置，明天注意到它们的颜色，后天注意到它们的声音，然后把它们简单地并列到一起，结果就把自己因为注意力的角度不同而先后两次看到的同一件东西（比如“月亮”），看成了两件不同的东西（比如“天上的东西”和“会发光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有时候也会在思维的系统化上出问题。比如有一篇抗震救灾的报道，说被困井下的工人们决定“女同志先走，男同志后走，共产党员最后走”，但是，假如其中有一位女共产党员，那么按照这个决定，她是应该最先走还是最后走呢？当然，这个决定的表述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简单说法，我相信，当时的人们一定是自动地、心照不宣地对它进行了有层次、有系统的理解：首先是非党员走，然后是党员走，而非党员和党员中，又分别是女的先走，男的后走。但不管怎么说，你看，即使在实际生活中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有系统的思维也是如此重要，何况是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呢？
世界观的系统化，就要求我们以逻辑为工具，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进行整理，让它前后一贯，条理分明。世界观本来针对整个世界，是把世界看作整体，本来就带有某种自发的系统性，哲学则是有意识地把这些联系更加明晰和严密化了。比如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感到万物生灭是有着此消彼长、相生相克的秩序和联系的，而一些哲学家对这些秩序和联系进行系统整理后，就把万物都归结为土、金、木、火、水这五种基本要素，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五行学说。西方的哲学，则更加注意逻辑性和系统性。这些我们下面还将着重谈到。
那么，什么又是理论化呢？理论化，就是要用概念去抓住事物的本质。对于万事万物，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现象上进行的分类，还必须找出现象之后的本质，才能对现象作出真正的解释。仅仅把万事万物分为“天上的”、“地上的”、“会发光的”、“会发出声音的”，之所以很原始、很幼稚，不仅因为这样的划分在逻辑上很混乱，而且也因为这样做不能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发光”这一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它在天上或地上吗？要揭示出这个本质，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列举出在天上或地上看到的太阳、闪电、火焰等具体的东西，就必须把“光”和“物质”、“运动”这些普遍本质、规律联系起来，才能得出诸如“发光是一定的物质通过一定波长的电磁波这种运动形式辐射能量”之类的结论。而进行这种研究，就需要我们有一些普遍的、抽象的概念，比如“时间”、“空间”、“运动”、“物质”等等。而这些概念，刚好就属于哲学研究的领域。可见，哲学当然也免不了要谈现象，谈各种具体的事物，但它总是追求高度的理论概括，也就是说，它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总是着眼于这些事物的本质，总是把那些现象放到与一些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关系中来谈的，所以它总是能引导我们突破一时一地的局限，看到更深、更远的东西。
正因为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是抓住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东西，所以一旦我们的哲学变化了，我们看待具体事物的思维方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就拿我们谈到的战争来说吧。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的商代甲骨文里，有大量卜辞都和战争有关，可以看出，商王在军队每次出征前都向上天占卜，每次军队打了胜仗，也都被看作上天保佑的结果，往往还要拿战俘向上天献祭。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商王不但打仗要占卜，下不下雨、庄稼收成会怎么样，乃至打猎能不能打到东西、妃嫔得了病会不会好等等问题都要占卜，这就说明，在那个时候人们的世界观就是：自然和社会的一切，本质上都是由鬼、神、天这些人格化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在操纵。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也那样去看待战争。可是到了一千年后的春秋晚期，《孙子兵法》对战争的看法就变了。孙子在《用间》篇里坚决主张，战争的胜负不能够靠求神问鬼来解决，在《计》篇又指出，战争的胜负要取决于“道、天、地、将、法”这“五事”，也就是“政治、气候、地形、指挥、军制”这几大条件。这就是因为到了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先进思想家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变了，鬼神之类在他们的世界观里越来越不起作用，在他们的对整个世界以及人类社会的理论思考中，越来越重视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等等比较现实的因素。这当然也就影响到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但是，在这些现实的因素中，到底哪一种起着最根本的作用，《孙子兵法》也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也是因为那个时代世界观的局限性。2000多年后，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就明确指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物质利益的冲突，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等等。毛泽东提出这些见解，是因为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整套哲学，又占据了一个新的理论制高点对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社会进行考察，于是他对战争的看法，又和前人大不相同。
正因为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在历史上林林总总的哲学中，哪些是先进的，哪些是落后的，或者某一哲学中哪些因素是可取的，哪些因素是需要摒弃的，这就需要我们观察、思考、比较，选择或创立（不要小看自己，很可能你真的有这种能力）一种与世界的整体情况更加相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一切活动，这就是我们说的“系统地解决世界观问题”。
当然，系统解决了世界观问题，也还是不能使我们绝对不犯错误——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但这样能让我们看问题有一个正确的大方向、大框架，这就少走了很多弯路，而且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够比较清晰、系统地加以反思和总结，这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好习惯。我们平时做数学题会有这种经验：如果我们是遵循一种很系统的认识，有方法有步骤地去解题的，那么即使做错了，也比较容易看出错误是从哪一步开始的，所以这种错误就比较好纠正。系统的世界观即哲学也是这样，它不能绝对避免错误，但能够让我们在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遵循一条明晰有序的思路。同样是总结实践经验，有的人站得高看得远，触类旁通，有的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跌跌撞撞。这说明，有这种思路和没有这种思路，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它体现了人的思想素质的高下之别。
那么，这种系统化的世界观或者说哲学，究竟研究一些什么问题呢？
“世界观”，当然就意味着“观世界”。这当然就会有一个“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平时都会关心“是什么”的问题：“太阳是什么”，“风是什么”，“苹果是什么”，等等。我们对这些问题可以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回答：“太阳是直径1390000公里，距地球149600000公里的一颗恒星”、“风是太阳辐射热引起的空气水平运动”、“苹果是蔷薇科苹果亚科苹果属植物”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回答都是把“太阳”、“风”、“苹果”等事物归类，就是说归入像“恒星”、“空气运动”、“植物”等等更大的类。然而，对“世界是什么”却不能这样回答。世界之所以叫作“世界”，就是因为它包罗万象，不可能找出比“世界”还大的类了，这就无法通过把世界归入某一个更大的“类”来回答世界是什么。然而，我们又确实需要知道世界在整体上究竟是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事实上需要依靠这种世界观来对自己还没有直接观察到的情况作出预见。我从来没有真的见到过鬼，但是，我怎么能仅仅根据自己没有见过鬼，就否认世界上有鬼呢？宇宙深处的黑洞，海底深处的山脉，我也都没有见过，但是我不都承认世界上有这些东西吗？因此，如果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那一定是因为我对“世界是什么”有一个整体的判断，而根据这个判断，这样一个世界上，可能存在宇宙黑洞和海底山脉，却不可能存在鬼这样的超自然事物，于是我就可以预见：昨天有效的自然规律，例如万有引力定律，明天也会有效，决不会被鬼这样的超自然力量所破坏。
既然“世界”不能通过归类的方法来定义，那么该用什么方法来回答“世界是什么”呢？下一章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