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枝枝叶叶皆色朱，混混沌沌世难明11
八千女鬼乱朝纲——预言魏忠贤乱朝
《推背图》第三十一象 甲午
谶曰
当涂遗孽 秽乱宫阙
一男一女 斯送人国
颂曰
忠臣贤士尽沉沦
天启其衷乱更纷
纵有胸怀光坦白
乾坤不属旧明君
谁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乱朝纲。
——《烧饼歌》
宦官，是中国权力社会的一大特色，是帝王****制度培植出来的畸形毒花。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宦官时代，这几次宦官走上历史的前台，用他们的方式干涉国家的政治。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
鉴于宦官曾经造成的危害，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的第十七年，特地在皇宫中立了一块三尺多高的铁碑，上面刻着“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朝事，预者斩”，同时还规定宦官不得担任文武官，不准读书写字。朱元璋试图以自己的一言一文约束后世的子孙远离宦官，不料从他的儿子朱棣当政时开始，宦官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朝堂，并使明朝成为了历史上宦官为害最严重的朝代。
对于明朝与宦官的关系，柏杨先生说得最精彩：“宦官好像是明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尤其是到明朝中叶以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君王对宦官的依赖性就更强了，形成了一种宛如双簧表演的模式：皇帝是权力的拥有者，而宦官则是权力的使用者。熹宗与魏忠贤之间，就是这种模式。
熹宗朱由校，和明朝诸多不务正业的皇帝一样，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标识——“木匠皇帝”。或许是受万历朝大兴土木耳濡目染的影响，自幼便因得不到爷爷欢心而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朱由校，对建筑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朱由校显示出极高的天赋与聪明才智，“巧匠不能及”。
据史书记载：熹宗在位时期，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朱由校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他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俱有神态，五官四肢，无不具备，动作亦惟妙惟肖。朱由校还派内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皇帝更加高兴，常令身边太监“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朱由校几乎完全沉醉在他自己木匠工艺之中，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将其注意力从木工活中转移开来的事情的话，那就只有朱由校视若亲母的乳母客氏了。《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中写道：“上（熹宗）即位数月，一夕，忠贤与朝争拥客氏于乾清宫晓阁，醉詈而嚣，声达御前。时上已寝，漏将丙夜，俱跪御榻前听上会。客氏久厌朝狷薄而喜忠贤憨猛，上逆加之，乃退朝而与忠贤。”
经过此次的事件，客氏如愿地摆脱了老情人魏朝，投入了“形质丰伟，言辞佞利”的魏忠贤的怀抱。而魏忠贤不仅得到了皇宫中最有权势的女人，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司礼秉笔太监一职。从此之后，魏忠贤与客氏这对“当涂遗孽”，揭开了“秽乱宫阙”的序幕，就像民国通俗历史学家蔡东藩在《明史演义》中写的那样：“自古权阉，莫甚于魏贼；自古乳媪，亦莫甚于客氏……魏阉虽未篡国，实足亡国，百世而下，犹播腥闻，不特为有明罪人已也。”
然而，这个后来一度权倾一时的“九千岁”，与先前的专权宦官相比，显然算不上个人物。要想在宫中飞黄腾达，识文断字、富有心机和野心勃勃是必不可少的三个条件，而在娶妻生女之后，“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的魏忠贤，不具备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从学识上来说，他没上过一天学，即便在入宫之后仍然是目不识丁；从心机上来说，热情豪爽的他，在与那些奸猾太临的相处过程中获得的评价竟是一个“憨”字；从野心上来说，他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在成年之后自宫，只不过是希望能丰衣足食，令妻女衣食无忧而已。
但正是由于没有学识、心机和野心，他才会心甘情愿地守在曾经颇不受宠的朱由校及其母亲身边，才能在朱由校登上帝位之后，成为熹宗最信赖的代言人。毕竟完全痴迷于工艺世界的朱由校，需要一个“守门人”，以阻挡那些乏味可怕的政治与俗事。对朱由校溺爱有加的魏忠贤，自然而然地就担负起了“守门”的工作。
《明通鉴》载：“上（朱由校）性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当其斤斫刀削，解衣盘薄，非素昵近者不得亲视。王体乾（司礼临太监，魏忠贤的忠实助手）等每闻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传奏文书，奏听毕，（皇帝）即曰：‘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魏忠贤辈操纵如意。”
魏忠贤无心插柳间，一跃成为了整个朝堂真正的主宰。然而，更出乎意料的是，他竟成为了熹宗一朝个人崇拜的对象，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活动。祠，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除此之外，塑立金身、义子成群、称号“九千岁”…… 无不是大明王朝的病态表征。正如《明史》所言：“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祯帝也曾叹息说：“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
当代历史学家樊树志在《读史明世》中这样说：“中国历史上宦官****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就连边防大将袁崇焕在形势的逼迫下，也不得不从众跟风，向魏忠贤低头，可见，此时的大明朝堂已真的如李淳风和袁天罡预言的那样：“忠臣贤士尽沉沦，天启其衷乱更纷”了。
幸而，无论世道多么黑暗，总有奋起之人振臂呐喊，此时与阉党死命抗争的便是东林书院的代表人物，即明朝党争中不可不提的东林党。东林党人在腐朽的大明针砭时政，颇得民心，给乌烟瘴气的王朝带来了一缕清风。天启初年扶植熹宗即位有功的东林党人，曾从在野的清流成为过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然而，他们没有尽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又对阉党缺乏警惕，以“笼络群阉”的一步之错功亏一篑。另外，他们对党同伐异的过分关注，无疑也是错失挽救大明的又一重要原因。梁启超说过：“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此话不无道理。
不可否认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说：“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经足够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然而，大明王朝的绝境并非单纯的“八千女鬼（即魏）乱朝纲”而致，也非 “一男一女，斯送人国”而致，那些“雄姿英发的伟丈夫”——东林党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毕竟，魏忠贤只是朱由校的一个“守门人”，当初之所以选择他，目的显然不是为了“保社稷”。《正说明朝十六帝》中提到：“明代的太监，无论如何专权对于皇帝本人，却总是无条件地服从。相比较汉唐时代的宦官动辄杀死皇帝，这种专权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滥用了皇帝的授权而已。”手握宦官生杀大权的皇帝，才是将大明王朝逼入死角的罪魁祸首。
常识纪：
东林党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