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枝枝叶叶皆色朱，混混沌沌世难明12
日月沉黯，李花开遍长安城——预言李自成进京
《推背图》第三十二象 乙未
谶曰
马跳北阙 犬嗷西方
八九数尽 日月无光
颂曰
杨花落尽李花残
五色旗分自北来
太息金陵王气尽
一枝春色占长安
卦曰：木下一头了，目上一刀一戊丁。
——《烧饼歌》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人的满腔正气与满腹悲凉，还未来得及从世人的心中淡忘，“大才豪气，笼盖当世”的英雄袁崇焕便在人们铺天盖地“汉奸”的责骂声中，错被凌迟处死。已尽末世的大明王朝，就像赶着要去投胎一般，焦急地“铲除”着所有阻碍其步入深渊的力量。
眼看着大明王朝毫不痛惜地自毁长城，其他人也纷纷加入到了拆除明朝“长城”的队伍中来。在这些后加入的力量中，张献忠与李自成无疑是最有影响力、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
张献忠，出身于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贫苦人家，“身形魁梧，剽劲果侠，声如巨雷，面目微黄”。自幼他便不是读书的料，尽管也曾进私塾读过两年书，但最终还是因常与同学打架而离开了令他感到压抑的学堂。
然而，这个后世人眼中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并非只有蛮力的莽夫，据曾与张献忠朝夕相处的西方传教士回忆，张为人“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令两位传教士“亦暗暗称奇”。此外，每遇战事时，张献忠“战辄先登”，亲临前线指挥。在对待下属方面，“张献忠人甚聪明，与士卒同甘苦，自由谈话，表现坦白，温情大量，慷慨态度，且尝与属下饮食。”
可见，不论是智力、胆识或勇武，张献忠都算得上天姿非凡。所以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王嘉胤据府谷、陷河曲之时，他毅然地舍弃了正规的官兵身份，加入了义军的队伍，从军人变成了“流贼”；所以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乱世之中，他能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成为明末两大农民领袖之一。
但张献忠毕竟不是完人，他最大的缺陷便是急躁的个性。回顾多年的起义生涯时，就连他自己都意识到了简单粗暴，缺乏长远打算的问题。或许这就是他与李自成最大的不同，也正是因为这种个性的差异，张献忠只能占据川蜀一地的“八大王”。虽然他也曾在成都称帝，建立自己的大西国，实现了《推背图》中“犬嗷西方”的预言，但最终还是在征战的途中结束了其“败寇”的人生。
与张献忠相比，明末的另外一位农民领袖——刘伯温预言中的“木下一头了（即“李”），目上一刀（即“自”）一戊丁（即“成”）”——李自成是成功的。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不少笔墨着力描写李自成，《碧血剑》一书仿佛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翻版，金大侠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态度，认可中又带着些许惋惜，同情中又有诸多批评。李自成在其笔下生猛鲜活，但又不够大气，只能算个草莽英雄，或者可以说是个成功的军事首领。
从闯将到闯王，自称党项族后裔的李自成，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一点点脱颖而出。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荥阳大会时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赢得了各部首领的赞同，声名鹊起的李自成理所当然地成为接替高迎祥的人——下一任“马跳北阙”即闯王的继任者。自此，他的人生开始了迈向巅峰的旅程。尤其是在明朝的三世老臣杨嗣昌“益忧惧，遂不食”而死，也就是所谓的“杨花落尽”之后，李自成从此再无对手，由他率领的义军也成了最有可能完成改朝换代的力量。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次年正月，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走到这一步，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义军应以西安作为根据地，进攻明首都北京。可李自成偏偏有他自己的想法，西安称帝后就径直带军冲向了北京。他亲率执蓝旗的御营中军进德胜门，另四支是前后左右营，分别打着黑、红、白、黄四色旗的前后左右营，进攻朝阳、阜成、宣武、正阳四门，果真是“五色旗分自北来”。
包围北京仅一天之后，北京城不攻自破、明朝灭亡，正应了“一枝春色占长安”、“太息金陵王气尽”之语。随后义军进京的盛况可以说是空前的。因为他手下那个颇有政治头脑的大将李岩，在义军还未到达北京之前就一直在做相关的人在宣传工作。在李自成军舆论的引导下，苦于明朝压榨的北京百姓对义军充满了期待。再加上李自成曾当众立誓“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更令人们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王朝充满了信心。
李自成终究还是人们失望了。战场上，李自成是个豪迈爽朗、勇猛磊落的好将领，但当他以百姓代言的身份摧毁了腐朽的大明王朝之后，其性格中狭隘浅薄、好大喜功的一面马上就把他定位在了金銮殿上。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纸醉金迷的欲望诱惑迅速腐蚀了义军上下。
为上者一味沉浸在胜利的享乐中，李自成的二把手刘宗敏甚至打了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招致了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李自成则像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在占据了北京城这个“大户人家”之后，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大量的金银珠宝抢到自己手中，就像他自己所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至于如何让自己的故乡西安也变成如北京城一般的“大户人家”，则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为下者在刚刚占领的北京城内肆意妄为，士兵烧杀淫掠，将领谋取私利，颇有些政治头脑的李岩渐渐失去了发言权。当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李自成几乎连战将都派不出去，兵无战心，士无斗志，一战崩溃，一败涂地，最终落了个与黄巢无异的“李花残”的下场。
由一个距离九五之尊的皇位仅一步之遥的高峰，一下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究其原因，还在李自成个人身上。摆脱不了的小家子气，使他成为了明朝灭亡后的第一个破坏者，就像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所指出的：“顺政府这时正陷于狂欢的追赃行动中，不能冷静下来考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9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珠宝金银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
李自成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搞政治是一门艺术，需要天赋和后天的努力，才能将这门艺术发挥到极致。而李自成心中狭隘的意识使他不知该如何驾驭这个到手的庞大帝国，再加上身边无谋士、胸中无远虑，使得原本已经胜利在望的改朝换代的大业最终功亏一篑，而他自己则像“年年苦恨压金线”的“贫女”一样，经历万般辛苦，不过是为身后的另一个王朝做“嫁衣”罢了。
人物纪：
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明代湖南武陵县碴口坡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中进士。入仁后，杨嗣昌历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一度辞官归隐的杨嗣昌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以知兵闻名朝野。崇祯十年（公元1638年），杨嗣昌受命为兵部尚书，主持镇压兴起的农民起义。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初，追剿农民起义失败的杨嗣昌，因忧愤交加而旧病复发。三月，杨嗣昌在多日未进食后死于湖北沙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