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仅仅是友爱促使阿尔贝向我吐露隐情的。他私下一直有一种打算，不久就告诉了我。他女儿现在12岁出头了，显示出音乐方面的天赋。阿尔贝呢，十个指头弹起钢琴来像画画一样笨，梦想让女儿安多纳特为他争回这口气，把希望和抱负全寄托在她身上。
“我要让她成为钢琴演奏家。”他对我说，“这会使我得到安慰。我年轻时没有弹钢琴，这让我太痛苦啦。她现在就该开始学了。”
这时，母亲终于发现，我所上的钢琴课一直太过平庸。如果能让我上更好的课，对我肯定大有裨益，所以二十个月以前，她把我的音乐教育托付给了属于最著名者之列的一位老师马克·德·拉女克斯。这位老师很快就使我取得了惊人的进步。阿尔贝请我考虑一下，是否能够给他女儿上课，让我所受的精彩教育也稍许惠及于她。他对花钱的事总是望而却步，所以不敢去请拉女克斯先生本人。我立即开始教课，因为自己所担负角色的重要性和阿尔贝的信任而干劲十足，做到了无愧于心。这些课每周上两次，两年之间我从没耽误过，将之视为荣誉攸关的事情，而这些课使我和我的学生一样受益匪浅。我这位学生后来直接接受拉女克斯老爹的教育。我如果要谋生，就去当教师，最好当钢琴教师。我热爱教育，只要学生值得一教，就肯拿出坚忍不拔的耐心。有过不止一次的经验，使我自鸣得意地相信，我的课能与最优秀的教师的课媲美。至于拉女克斯先生给我上的课，我还没有谈到，担心扯得太远，不过现在是谈谈的时候了。
戈克琳小姐、施夫马克先生尤其梅里曼先生的课，说不清多么令人生厌。我不时还再见到格鲁尔先生，他像他所说的一样，小心在意不让“圣火”熄灭。不过，格鲁尔先生的指导虽然更有条理，但也不能引导我走多远。格鲁尔先生为人太自私，不可能教得好。拉女克斯先生会把我造就成多么优秀的钢琴演奏者，如果我更早被托付给他！可是我母亲同意一般的看法，认为初学时什么样的老师教都成。从头一堂课开始，拉女克斯就将一切加以改进。我以为自己根本没有或者甚少音乐的记忆力，学弹一首曲子，要反复练才能记住，不断看乐谱，眼睛一离开就乱套。拉女克斯的教法那样巧妙，仅仅几个星期，我就记住了巴赫的好几首赋格曲，一次也没翻过乐谱。记得当我看到自己所弹的是b音降号，而乐谱上写的是C音升号时，不禁大为吃惊。跟拉女克斯学习，一切都活了，一切都清晰明了，一切都符合和声必然的要求，一切都巧妙地解构又重构，我都能融会贯通。我的兴奋之情，恰如想象中使徒们感到圣灵降临到他们头上一样。我觉得直到这时之前，我反复练习神奇的赋格曲，并没有真正听见它的声音，而现在我突然变得会吐露心声了。每个音符都有了特殊的含义，变成了词语。我怀着多么强烈的热情投入学习！这热情激励着我，即使最枯燥无味的练习，我也非常喜欢了。有时上完课，我把位置让给了另一个学生，但还呆在楼梯口关上的门外久久不肯离去：门虽已关上，但阻止不了我倾听。取代我的那个学生，年龄可能并不比我大，所弹的正是我刚才练的那首曲子，即舒曼著名的《幻想曲》，弹得有力，高亢，准确，我还无法企及。我在楼梯的一级台阶上坐了很久，嫉妒得直抽泣。
拉女克斯先生似乎很喜欢教我，他的课往往上得比规定的时间长。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向我母亲所做的交涉。他竭力让我母亲相信，为了让我专攻音乐，值得牺牲我其他方面的教育，说我其他方面的教育已经达到足够的程度，请求我母亲把我完全交给他。母亲犹豫不决，征求了阿尔贝的意见，最后自己决断予以拒绝，认为我一辈子有更好的事情要做，而不仅仅是演奏别人的作品。为了不使我产生虚妄的抱负，她请求拉女克斯先生绝不要对我透露他的建议（我应该补充说明，母亲对这些建议完全不感兴趣）。这些情况，我是很久以后才从阿尔贝那里了解到的，那时想回头已来不及了。
我师从拉女克斯先生四年，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甚至在他不再教我之后（令我十分遗憾的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教会了我不依靠他，我表示异议，但也不能使他下决心继续给我授课，因为他认为已没有必要），我还继续经常与他交往。我对他有一种崇敬，一种敬畏之情，就像稍后我对马拉美马拉美（StéphaneMalla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理论家。一样。我只有对他们俩怀有这种情感。在我心目中，他们俩都以最罕见的形式实现了神圣。一种崇敬他人的纯真需要，使我在思想上向他们鞠躬。
马克·德·拉女克斯不仅是一位教员，他的人格本身也是有口皆碑，他的整个一生都值得景仰。他视我为知己。我记录有他的言论，他与我的许多次交谈，特别是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谈话。这些谈话现在拿出来重读，我觉得仍极富教益。引述这些言论会使我的叙述太过冗长，这里只能简略地描绘一下其人。
马克·德·拉女克斯像他的表兄勒孔特·德·李勒一样，生于留尼汪岛。正由于这样一个籍贯，他的头发半鬈曲，但留得相当长，向后披着，皮肤呈黄褐色，目光没有神色。整个人显得是热情狂放与没精打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伸给你的手仿佛熔化在你的手中，那感觉甚于我所握过的任何钢琴家的手；他那不太灵活的躯体似乎也是同样的品质。他站着授课，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或者靠在一架只作教学用的大三角钢琴上，两肘朝前，弓着背，一只手托着凸出的前额。身着一件裹紧腰身、剪裁罗曼蒂克的礼服，领子被绕两圈的平纹细布领带撑得竖起来，小小的领带结打得很高；在一定的光线下，颧骨显得凸出，而面颊下陷。整个容貌非常像德拉克洛瓦德拉克洛瓦（Delacroix，1798—1863），19世纪上半叶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是印象主义和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驱。的自画像。有时，一种激越的情绪、一种热情令他兴奋不已，使他变得的确风流倜傥。我想是出于谦虚吧，他极少当着我的面坐下来弹琴，即使坐下来也是短暂的，仅仅为了指点我。相反，他常常主动地把平时藏起的小提琴拿出来（至少和我在一块时是这样）。他声称他小提琴拉得很差，然而我们俩合奏的奏鸣曲，他那一部分拉得比我好。关于他的性格，我不想说什么，担心一说就收不住。不过，我情不自禁要提一提这个细节，它能让我们窥透整个人。
他觉得他几个孙子所受的教养很差。
“唔，”他向我敞开心扉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小咪咪（这是他第二个孙女）每星期三来这里过夜。她睡的卧室里有一个闹钟，这孩子就抱怨说，滴滴答答的声音吵得她睡不着。你知道拉女克斯太太如何处理的吗？她把闹钟拿走了。这样怎么能让孩子习惯呢？”
这使我想起玛茜拉克小姐一句精彩的话。有一天我突然到了日内瓦她家，正碰上几个老小姐在她家里聚会。其中一个说她的侄孙女对腮角金龟子的幼虫，即人们一般所称的“蛴螬”或“白虫”，特别厌恶。她母亲下决心让她克服这种厌恶。
“你们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吗？她打算让这可怜的孩子吃几条！”
“可是，”玛茜拉克小姐嚷起来，“这会使她对这东西厌恶一辈子！”
也许人们看不清这之间的联系。不谈也罢。
阿尔萨斯学校低年级很出色，而高年级却差强人意，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修辞课还可以，但哲学课，母亲听信别人的看法，宁愿去一所公立中学听课，所以决定让我去亨利四世中学修哲学课。然而，我打算独自准备新的考试，或者上几节个别辅导课。（我不是以这种方式，两年赶上了五年荒废的学业吗？）我觉得学哲学需要静心，这与班集体许多同学混杂一起的气氛是不相容的。所以第三个月初我就离开了亨利四世中学。在这所中学我是上L先生的课，他答应引导我在形而上学的小径上求索并为我改作业。这是一个小人物，精瘦、短小——我想说的是思想上，身体方面嘛，他个子瘦长。他嗓音尖细而不悦耳，即使最讨人喜欢的想法，经他说出来也会变得索然无味。他抓住的想法一经表达出来，你会觉得上面的花呀叶呀什么的全给扯光了，剩下的仅仅是那可怜兮兮的头脑中的一个概念。他讲课十足地令人厌倦。听他的课，就像过去听库夫先生的宗教课一样，让我彻底失去了兴趣。怎么！这就是那门至高无上的学问，那门我指望能启迪我的人生的学问，那能够俯瞰整个宇宙的知识的巅峰吗？学到叔本华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反对者，新的“生命”哲学的先驱者。我才得到安慰。我作为“表象和意志”深入他的世界，如痴似醉，难以描述，一门心思反复阅读他的作品，好多个月之间，外界的任何干扰都不能使我分心。后来我师从过其他一些老师，自那之后我更是非常喜欢斯宾诺莎斯宾诺莎（Benedictde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17世纪的唯理性主义者，哲学史上最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建人。、笛卡儿、莱布尼兹莱布尼兹（GottfriedLeibniz，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还有尼采。我甚至相信，我相当快地摆脱了这最初的影响。但是，我哲学上的启蒙是多亏了叔本华，完全多亏了他一个人。
七月份考试不及格，十月份我才勉强通过第二阶段业士学位考试。我认为这应该是我第一阶段学业的结束。我根本不想一直读到学士学位，不想学习法律或准备其他任何考试，而是决定立即投身于职业。不过，母亲要我答应来年还是跟迪埃茨先生学习。这无关紧要，从此我感到异常自由，没有负担，没有物质方面的忧虑；我很难想象，在这个年龄就要去谋生的人是个什么样子。自由吗？不，因为爱情和写作前面提到的那本书的计划，使我负有义务。那本书我不能不写，我觉得这是最不可推卸的义务之一。
我做的另一项决定，就是尽早娶我的表姐。那本书有时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洋洋洒洒的一篇爱情表白和声明。我渴望把这篇声明写得非常高尚，非常感人，无可争辩，在它出版之后，我们的父母就再也不能反对我们结婚，爱玛妞就再也不能拒绝我的求婚。可是，我姨父即她父亲旧病发作过世了。她和我一块守护他，关心他，在他最后的时刻我们厮守在一起。我觉得在这次丧事中我们俩算订了婚。
尽管心里急切渴望把这本书写出来，但我感觉到这本书还不成熟，我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并不太着急，考虑再花几个月时间，进行补充研究、练习和酝酿，尤其是读书（我贪婪地每天读一本书）。妈妈认为，此时让我去做一次短途旅行，会使我的假期过得充实而有益。我也持同样的想法。但在选择去哪个国家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就不一样了。妈妈选择瑞士，同意我可以不需她陪伴去旅行，但不一定是独自一人去。当她说让我参加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的一个旅行团时，我斩钉截铁地宣布，这种团体的节奏会让我发疯，而且我厌恶瑞士。我是想去布列塔尼，背着行囊，不要同伴。起初妈妈什么也听不进去。我便求助于阿尔贝，他让我阅读过《穿过田野和沙滩》那本书，肯定能理解我的愿望，为我辩护……母亲终于让步了，但至少她要跟我去。最后经商定，我们隔一段时间，例如每隔两三天，在路上会一次面。
我沿途记日记。其中有几页发表在《瓦隆》杂志上，那是做了很多修改的，因为我已经感到很难将自己的思想理清。再说，凡是不费力就表达出来的东西，我都觉得平庸，没有意思。反映这次旅行的另一些文字，刊载在《安德烈·瓦尔特》杂志上。正因为这样，这次旅行我就不想说什么了。不过下面这点情况还是要说说。
我沿着海岸，从祁伯龙到青佩，短距离地一站一站往上走，一天傍晚到了一个叫普尔杜的小村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村庄只有四户人家，其中两家是客栈。最简朴的那家我觉得有意思，便迈进了门槛，因为我口挺渴。一个女佣把我领进一个石灰粉刷的房间，端杯苹果酒往我面前一放就不管我了。房间里家具少又没有墙饰，所以能清楚地看见地上靠墙放有相当多的画布和画框。等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立刻向那些画跑过去，将它们一幅幅翻转过来仔细端详，越端详越惊愕。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幼稚的、涂得五颜六色的画，但色调是那样鲜明，那样特别，那样欢快，我都不想走了，而想认识画这些有趣而异想天开的画的艺术家。我放弃了当天黄昏赶到阿旺桥的计划，在客栈里订了个房间，问了用晚餐的时间。
“您愿意单独用餐还是与这几位先生在同一个餐厅用餐？”女佣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