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特伍德才华横溢的四面出击不同，门罗的写作显得非常专一：她只创作短篇，而且，她的对象也是纯粹的安大略小镇生活。因此门罗也常为认为是地域作家。门罗近60年的创作生涯几乎都立足于其熟悉的加拿大土地，并致力于对“加拿大的民族性”的文学建构。除却第一次婚姻期间在英属哥伦布尼亚省生活的20年，门罗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她最亲切的安大略小镇中生活、写作，甚至距离自己的出生地不到20英里。门罗的作品承袭了加拿大文学强调民族文学身份的意识传统，具体而言就是安大略传统，并构建了一个西临休伦湖，南接休利湖，北起格德里奇，东至伦敦（加拿大）的“门罗地域”（Munro·Tract），带着强烈的地域意识和历史关怀，体现出独特的“加拿大性”。其中对于加拿大文化安全的考量始终是门罗最重要的哲学思考之一。在典型的“门罗地域”中，英裔的清教徒与法裔的天主教徒之间长期的文化对峙与冲突，清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异与摩擦，具有强同化力的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威胁，都使得“加拿大性”不断处于多影响的博弈之下。今年6月，加拿大安大略的崔林文学奖刚刚宣布门罗的《美好生活》获奖。评审团这样评价门罗的写作：“门罗被认为是加拿大文坛最重要的作家的确实至名归，人们只要翻开《美好生活》就难以释手。”在崔林文学奖的颁奖晚会上，门罗本人在致谢辞中也特别强调了其作为加拿大作家的文化身份，并对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充满了自豪感：“我非常激动。这真的太好了。现在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当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的人数还很少，而且，很多人不相信会有很多人加入我们。结果我们团结在了一起，并且证明了他们错了。加拿大作家确实是存在的，现在这个房间里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加拿大作家。我为你们所有人骄傲。”现在，随着门罗最终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加拿大文学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收获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作为女性作家的门罗
我生命中的两种呼唤……选择经营婚姻做个好母亲呢，还是选择艺术家的黑色生活？
——艾丽丝·门罗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的第13位女性获奖者，艾丽丝·门罗虽然从未宣称过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但是，作为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门罗本人完整地经历了女性主义运动的三个主要阶段，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她的作品，极大多数都采用了女性的视角，表达了独特的女性艺术家的成长经验。门罗在文学上获得的成就，对于所有的女性作家确实都是极大的鼓励。
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一样，门罗在争取作家身份的过程中，必须常常向自己作为女儿、妻子与母亲的传统女性身份做出妥协。“作家”（author）这个词其实在英文中与“权力”（authority）一词同根，因此，在门罗最初向作家的理想前进的时候，她也是在争取个人的权力或者说话语权。但同时，门罗也常常受到自己女性身份的困扰，因为在父权社会，“女性”一词总是暗示着从属性与低劣性，因而与“作家”所暗示的权力与领导力似乎并不容易融合。事实上，门罗曾经亲身经历过与男性作家竞争而惨败的痛苦记忆。20世纪50年代末，门罗曾经向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申请写作项目经费，但最后并没有成功。事后，门罗认识到她的失败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在申请书上写着想用项目经费雇佣保姆，这样她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而一个男性作家则会申请经费用做“风土人情考察”之类更为堂皇的理由。在门罗开始写作的年代，让男性帮忙家务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女性必须首先服务于家庭，承担照顾丈夫、抚养子女的繁重家务，让她的丈夫和孩子吃得好，穿得好，其次才能将剩余的时间发展个人的爱好。而门罗婚后不久就很快成为了母亲，并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因此，在创作的早期，母亲的职责确实占据了门罗大部分的时间并使她彻底筋疲力尽。门罗在填写写作经费申请的时候，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认为雇佣保姆这样的愿望非常自然，但她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传统观念中的作家“应该”是一位男性角色，因此根本无需考虑做饭洗衣、看养孩子之类的“女性”责任。事实上，直至今天的项目申报，雇佣保姆这样的理由依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在其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呐喊：“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芙所说的房间，不仅指物质上的空间，也指精神上的空间。物质上的空间是基础，女性必须现有经济上的安全感，才能发展精神上的追求。而门罗却没有钱，更没有自己的房间。门罗曾经接受《环球邮报》的访谈时这样表示：“当我想到男性作家……当我走进一位男性作家的住宅参观他的书房的时候，我简直没法表达心中的敬畏之心。你知道的，就感觉到整座房子都是专门为他的写作而服务的。”而女性作家是很难得到这样的写作条件的，即便她可以关上门写作，但是社会的注视与不以为然却仿佛无处不在。初到温哥华的门罗一家最初只是租借别人的房子。在以这一段生活为原型而创作的短篇小说《科尔特斯岛》中，门罗记录了一位年轻的母亲偷偷地躲在屋子里很不顺利地写作，“一张一张的纸上填满了失败”，同时，她还得时刻抵御房东太太对她的窥探和诋毁。在房东的眼里，“女作家”的身份似乎并不是什么正当、体面的事，“操持家务”才是女人应该做的事。后来在岳父的经济资助下，年轻的门罗夫妇终于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座房子，一所很小的独立平房，但同时门罗也很快成为了母亲，孩子接二连三地诞生。门罗依然没有自己的书房。她依然还是习惯在餐桌上写作，在洗衣房的小桌子旁写作。回忆那段日子，门罗说：“我总是在阅读……在写作，而且当然了，还得打扫房间，照料孩子，并且躲避邻居。”虽然居住条件从合住变成了独住，但是渴望成为作家的年轻女性所承受压力却并没有减轻。
创作于这一时期的门罗名篇《办公室》带有相当直接的自传特征。“一天晚上，我正在熨烫一件衬衣，突然就想出了解决我生活中问题的一个办法。一个简单但又鲁莽的办法。那时，我的丈夫正在起居室里看电视，我走进去对他说：‘我想我该有一间办公室。’”这个故事的开篇简洁而突兀。办公室不仅代表着独立的创作空间，同时也象征着女性自我意识的空间。那确实就是作家门罗在现实生活的对于解决自身“作家”与“女性”之间矛盾身份的努力。故事中，作家列举了“家”和“办公室”对于女性而言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场域：
我是这样向丈夫说明理由的：对于你们男人来说，住房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工作场所，他可以把工作带回家来做，随后，就得为他腾出这块地方来；整幢房子也得跟着重新安排一番，使他对于周围的环境尽可能地称心如意，不论是谁，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就在这里工作。他用不着接电话，用不着找他丢失了的东西，用不着为吵吵嚷嚷的孩子操心，也不必费心去喂猫，他可以关紧房门。可是——我说道，不妨设想一个做母亲的，她要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而孩子们明明就知道她在里面，那又会怎么样呢？嗨，这对孩子们来所，简直是难以容忍的事情。一个女人，眼睁睁地坐在那里，凝视着眼前的一片空地，一片不属于她丈夫和孩子的地方，这往往会被看成是不近人情的行为。照这样看来，同样一幢房子对女人来说可就不同了。女人同男人不一样，他可以走近房子，办完了事就从屋子里出来，而女人本身就是一幢房子：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