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本身就是一幢房子”表明了作家对于传统观念中女性被“物化”的清醒认识。男性可以自由地进出不同的文化空间，并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变、处置周围的环境，而女性作为“屋子里的天使”，仅仅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存在，并共同为男性的需求服务。最终，故事中年轻的女作家虽然暂时逃离了家庭，却不断地遭到房东老头的骚扰、刁难与指责，被荒唐可笑的流言蜚语逼出了办公室。女性要摆脱世俗观念走出独立的道路，必须要跨过社会舆论这条道德的鸿沟。
在作家的真实生活中，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门罗一家的住房条件彻底改善了以后，门罗作为作家的空间不是变得更大了，而是更狭小困难了。1966年，吉姆不顾艾丽丝的反对，购买一座带有五间卧房以及一个佣人房的雄伟的“大房子”。但这座大房子并没有为艾丽丝·门罗提供个人的书房，而是像一个巨大的怪兽，一个具化了的父权制机器，进一步侵吞了她能用于写作的时间与精力：门罗每天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卫生清洁上，更多的家务，更少的休息和写作的时间。最后艾丽丝·门罗与丈夫感情破裂其实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问题，而仅仅是因为门罗实在无法承受“作家”与“女性”两种身份对其相悖的内在要求。作为“作家”的门罗需要的是“自己的房间”，但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门罗需要照顾的是定义为“丈夫的”那个房间。在寻求作家权力（author’sauthority）的同时，门罗必须舍弃作为“女性”的种种牵绊，从而建立自身平等于男性的文化空间。
事实上，比起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离家出走的娜拉，现实中同样走出家庭“大房子”的门罗不仅要解决“往哪里去”的经济困难，更需要解决自身的伦理困境。值得注意的是，门罗从来都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门罗的作品一直强调女性天然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并将其视为女性重要的力量之源。因此，门罗并不主张女性刻意压抑自身的女性特征，也不推崇那种“男性化”的女性，例如《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中黛儿的母亲，或者《乞女》中的韩恩肖博士。黛儿的母亲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时过于争强好胜而遭到了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在压抑自身的女性品格时又表现得冷漠孤僻，难以与他人相处。而韩恩肖博士则终身未嫁，丧失了作为女性最重要的生育的能力。门罗并不认同女性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男性的权力，相反的，门罗的理想是两性的和谐相融。门罗的主人公极力想要逃离的，并不是两性关系本身，而是附着在旧有的两性关系上的那种等级压制。但作家无法解决的是，女性因生育与子女所建立的天然联系，却必然会因为作家对于“家庭”的逃离而切断。
门罗的女儿在传记《母亲和女儿的生活：和艾丽丝·门罗一起长大》中曾经回忆起这样一幕：幼时的她兴致冲冲地来到母亲的身旁，用力地想把门罗的手从打字机上拽开，“妈妈，你快看，快看我画的画”，而专注于构思的门罗只是敷衍地用手挡开了她。门罗确实为了追求自我价值而在其作家身份与母亲身份之间做出了某种选择，就像《孩子留下》中的年轻母亲宝琳，抑或是宝琳所提到的安娜·卡列琳娜或是包法利夫人，无论外界对她们“逃离”的行为如何做道德评判，就母亲自身而言，所感受的情感创伤确实是难以愈合的。读一读门罗在《孩子留下》中的表述吧：
痛是那样的剧烈。它将永无尽头。永无尽头意味着痛是永恒的，但也许并不会时时感觉地到。它也可能意味着你并不会为此而丧命。你将无法摆脱它，但却不会为它死去。你不会分分秒秒都感觉到它，但你也不会长久地获得解脱。你也许会学会些花招不去想它或者不去理他，努力不让这痛苦最终毁了你所得到的一切，你不正是为了你现在所得的才导致了这痛苦吗？
凯瑟琳·舍得瑞克·罗斯在一次访谈中问门罗，同时做两种女性（作为母亲与作为女性作家）的代价是什么呢？门罗回答说：“所有异性恋的女性作家……都有着同样的问题。你做出作家的选择时困难重重，而想坚持时又充满了对孩子们的愧疚之心……你总是不得已地让别人失望。即使当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以后。”
这份愧疚之心成就了名篇《我母亲的梦》。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女性对于事业和母性的妥协。吉尔是一位相当有天分的小提琴手，突如其来的怀孕和丧夫使得吉尔面临比宝琳更为两难的道德困境。一方面吉尔感受到比宝琳更为强烈的职业召唤，另一方面，因为孩子还是新生婴儿阶段，因此“孩子留下”就意味着婴儿的死亡。门罗敏锐地抓住了“母性”这一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强调了“女性”所具有的复杂性：“女性”对于“母性”的接受也需要过程。而这个故事的结果非常耐人寻味：吉尔最终从音乐学院毕业，但她认识到自己有天分却并非天才。她成为职业小提琴手却并非是音乐演奏家，她以小提琴谋生却没有失去演奏的乐趣。与此同时，她也成为了合格的母亲，顺利将孩子抚养长大，甚至再次结婚生子，圆满地完成了作为女性的一生。总之，吉尔最终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正是这种具有典型加拿大经验的“妥协性”帮助化解了“家庭”与“职业”之间的矛盾。最终，婴儿也在对于自己母亲（女性经验传统）的接纳中确立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门罗的作品在表现“女性艺术家的成长”这一中心主题时，往往带有典型的加拿大经验的妥协性，而女性艺术家所面对的社会阻力也突显于“你以为你是谁”这个极具加拿大反讽特征的提问中。相对保守的加拿大社会崇尚谦谨，对于“相信凭借个人努力可以无往不胜”之类的“美国梦”式的乐观态度则持保守态度。在《你以为你是谁？》这个短篇集中，渴望精神世界的完美与完整的女性主人公萝丝不断地感受到内心与环境的格格不入，无论她走到哪里，做了何事，都觉得自己始终困于“中间地带”，无所归依。她不断地妥协，同时也不断地以自己的艺术性再创作努力去完成对于现实状态的超越。然而《你以为你是谁？》这个短篇集在美国出版的时候，被美国的编辑们认为书名太过“加拿大化”，并最终改成了更符合美国审美观的《乞女》。但是这个美国版的新标题却改变了作家原本的女性经验的视角，转以男性视角替换，使得门罗的作品仿佛讲述的不过是一个传统灰姑娘的故事，即幸运的穷女孩凭借美德最终获得王子的垂青。这种源于市场与出版需要的改动，本质还是美加文化差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女性作家的门罗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文化现象，门罗是庞大的加拿大女性小说家群体中的一员，是加拿大女性文学传统中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加拿大的文学史虽然历史不算长，但有趣的是女作家在质和量的比例上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小说的历史而言，早期的弗兰西斯·布鲁克、凯瑟琳·帕尔·特雷尔、苏珊娜·穆迪，到中期的萨拉·珍妮特·邓肯、希拉·沃森，到当代的艾丽丝·门罗、玛格丽特、劳伦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埃塞尔·威尔逊、玛维斯·加兰特、卡罗尔·希尔兹等众多名家，加拿大女性作家基本上构成了一脉绵延相续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传统。女性作家共同特点是在作品中尤其强调女性对于身份问题的探求，而这种女性主义的意识又同时与加拿大“幸存感”的国民意识联系紧密。加拿大著名的女性文学评论家琳达·哈钦在其著作《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当代加拿大英语小说研究》中指出：“加拿大对于其文化身份的国民性追寻与女性主义者对于独特的性别身份的追寻，具有某种平行关系，对于主流的文化权力，两者都处于一种‘后殖民位置’，对此身份态度含混，既认同又不断抗争。”作为加拿大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门罗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经验，确实与“加拿大经验”之间分享了共同的身份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