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众心理学和心智启蒙
美国的大众心理学是大众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它不是娱乐性质的，而是兼有生活辅导和社会伦理讨论的特征，是一种人性、人心启蒙的知识来源。它可以说是美国民主文化的产物或共生物，它涉及的许多心理问题和调适建议都包含民主价值的考量，成为美国整体社会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的一部分。
大众心理学的书籍林林总总，不计其数，许多书店都会把这类书籍摆在比较显眼的部位，内容也各种各样，稍微举一些例子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书单：《男人如何寻找意义》《情感智能2·0》《转折点：小事如何能有大影响》《可预测的非理性：影响我们做决定的不可见力量》《快和慢的思考》《情感智能：为什么它比IQ更重要》《巧遇幸福》《习惯的力量》《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魔鬼的》路西法（Lucifer）是堕落的天使。《人性的弱点》《爱的艺术》《动力：上进心的惊人真相》《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选择的困难：为何想要多反而得到少》《奥菲利娅的复活：保护青春期少女的自我》奥菲利娅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
这些书大多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能碰到的一些困惑或难题来做心理和伦理的讨论题材，既能满足人们的知识兴趣，也能引起他们的思考。有的还提出一些通俗易懂的心理学概念，使读者能够通过“问题概念”来对类似的现象做举一反三的联想。如果读者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或有不同的想法，也可以找同类其他书籍来阅读。
弗华德（SusanForward）的《情感讹诈：当你的生活中有人用害怕、义务和罪感来操纵你的时候》（EmotionalBlackmail：WhenthePeopleinYourLifeUseFear，Obligation，andGuilttoManipulateYou）就是一个例子，它讨论的是我们许多人都有过的被亲近者或尊崇者利用的经验体会——“情感讹诈”。这一般发生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家人、夫妻、情侣，当然还有亲人化了的伙伴、帮派、同志、战友，等等。它通过这样的话语来起作用：“如果你真爱我，那你就……”“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这么做，对得起……吗？”
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想利用亲近的感情，如爱、忠诚、尊重、信任等，来达到影响和操控对方的目的，说话者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恋人、师长、领导，利用我们的情感向我们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顺从和服从。
弗华德在书里不仅分析了这种讹诈的手段及其对人际亲密关系的实质损害，而且还提供了如何抵御情感讹诈的一些可行方法。例如，事先想好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对话情景，做好回答的应对准备，反复练习回答，直到能自然说出。如果听到“你要把我气死（气病）吗”，就可以回答“我知道你不会的，但我已经决定了”。听到“你会后悔的”或者“你这么做对不起我”，就说“你是在气头上，过一阵子你就不这么想了”或者“我们再考虑一下吧”。
这样的心理分析和指导显然是大众层次的读物，但却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如人与人的平等、尊重，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自由，不应该听命于他人的操控和摆布。但是，心理和伦理都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人的心理动机和人际伦理之所以值得关注和讨论，是因为它们总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米勒（DanielMiller）在《事物的宽慰》（TheComfortofThings）中就提出，不应该对亲近者的感情处处设防，“英语中所谓的情感讹诈，那种你必须揣度别人的感情的想法，其实有害于个人自由。这么一来，慷慨、仁爱、体贴全都变成了情感讹诈的咒语”。
美国的大众心理学涉及伦理和价值的讨论，对大众道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19世纪上半叶，心理学在美国得到介绍和发展，也是得力于教育人士的推动。斯坦利·霍尔（StanleyHall）就是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学术兴趣从早年的神学和哲学转向心理学，他从在德国的留学经历认识到，教育改革可能帮助美国在精神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他敏锐地预见了与美国民主相联系的两个未来的文化潮流，一个是作为关于人的民主科学的心理学，另一个则是作为新的民主宗教的教育。大众心理学（涉及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正是这两股文化潮流在大众文化中的汇合。
美国文化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ein）在《美国人》第三卷“民主的经历”中，把美国的心理学看成是为这个国家提供科学信仰的“宗教科学”，认为它可以“帮助建设美国制度并对美国道德作出新的解释”。他在心理学中看到了“某种具有吸引人的民主的东西”。他写道：“基督教依靠的是一批福音牧师和神圣的、权威性的经文，它以上帝的权威和仁爱来取得人们的信仰。但是在霍尔看来，心理学不是要使人求助于最高的权威（也许除了对心理学家），它的圣经就是经验，它使人成为自身的主宰。你要知道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吗？那么首先就去发现什么是人吧。心理学用容许争论的问题来代替基督教十诫中的‘不许’。什么是人？人的行为是怎样的？心理学是把‘是’和‘应该’结合起来的科学，它是最民主的科学。因为它不是把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问题交给任何最高权威去处理，也不是从某个传统的经文中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人的正常行为。”心理学帮助人发现他真正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真正行为又是怎样的。
就像16世纪的宗教革命努力把人从僧侣和教皇那里解放出来一样，心理学家们现在努力把人从非理性的恐惧、禁忌、服从和外加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他们将用对人性、人心的新的认识来代替种种道德准则和规章，这种认识的道德民主化效能预示了未来人的心灵与政治的新关系和新问题。心理学家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获取对人的知识，他们对民众感受和心理的调查方法也是民主的，民众调查让心理学家们“找到了探索当前男男女女的内心世界的新方法，让他们自己来说话。这种调查表就是一种选票，是把民主投票运用到心理学问题的一个实例。”这种研究方式和结果为大众心理学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在一个人性、人心知识直接有助于公民自我启蒙的民主国家里，这应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2人的“情绪”与心智启蒙
心智启蒙往往借助关于人的“情绪”（emotion）的心理学知识，不只是关乎人的种种“情绪”本身，而且关乎这些情绪会指引和带动怎样的行动。心理学和哲学意义上的情绪，是对人的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统称，是多种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最普遍、通俗的情绪有喜、怒、哀、惊、恐、爱等，也有一些复杂、微妙的情绪如嫉妒、惭愧、羞耻、自豪等。尽管一些情绪引发的行为看上去没有经过思考，但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都会引发人们行动的动机。情绪可以分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和后天学习或受影响的“复杂情绪”。基本情绪和原始人类的生存本能息息相关，复杂情绪必须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才能学习到，因此每个人所拥有的复杂情绪数量和对情绪的定义都不一样。
人的情绪影响行为，甚至逻辑思考和判断。英国哲学和法学教授苏珊·哈克（SusanHaack）在《逻辑哲学》（PhilosophyofLogics）中说：“逻辑错误是感性对判断的那种未被注意的影响的结果。”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哲学和心理学的华尔特·皮特金（WalterB·Pitkin）在《人类愚蠢历史简论》（AShortIntroductiontotheHistoryofHumanStupidity）一书中说，人类所有的情绪都同时包含着睿智与愚蠢，都指导着人的行为，“情绪是行动的模式，……如果把情绪与行动分离，那就永远不可能把握情感的作用”。任何一种基本情绪都不仅仅是感觉或心态，而是涌动的能量，引向某种行动。任何一种平常的情绪，在特定的情境下，都可能是对某个事件或外界环境的反应，包含着明显或微妙的政治意义。在兰德尔·彼特沃克（RandallL·Bytwerk）的《弯曲的脊梁》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希望”就是其中之一。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代表着德国美好未来的希望，在许多德国人的情绪中，反对希特勒，就是“在反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梦想”，反对“德国梦”。希特勒所代表的“德国梦”使得“一个人在怀着对即将到来之事的希望时，可以接受当下的缺陷”。就算对现实中的某些事情有所不满，“一个时常做出的看法是：‘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于是，“希望”这种人的基本情绪便产生了支持希特勒的政治作用。
“愤怒”是另一个具有政治作用的情绪的例子。前东德《青年世界》的编辑汉斯·戴尔特·舒特在1989年东德政权瓦解后说：“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正如与一件外套的关系一样，一个人把第一颗纽扣就扣错了，然而却只注意到最后一颗纽扣。不过，外套还是保暖的。”另一个作家将许多东德知识分子对他们国家的看法与父母对自己的残疾孩子的看法相比较：“当局外人提及这一问题时，哪怕意识到缺陷，仍表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自我折磨式的爱，满怀着改善的希望，满怀着防卫性的愤怒。”这种“防卫性的愤怒”在许多民族主义者那里是很常见的，他们未必满意自己国家内的现状，但是，一旦有来自外部的批评，他们又会马上挺身而出，积极卫护他们并不满意的现状。《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宋强在一次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的访谈时说，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求自由和民主。记者问道，这不就是美国人在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时所说的吗？宋强说，“不错”，但是“就算我们有缺点，我们也用不着美国人给我们指出来”。
像这样的偏执情绪是可以通过心智启蒙来纠正的，至少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变。心智启蒙揭示人的自然弱点（幽暗意识），对人提出自我约束和自我告诫的要求。一个人自我约束和自我告诫的最细微的松懈都会使得外来的诱惑、压力和胁迫更容易将他征服。人也许具有某种天然的良知，但是，仅仅具有良知还不足以保证精神战胜诱惑、压力和胁迫，更不足以保证有善良的意愿就能有所行动。人的精神需要不断的毫不松懈的努力来保持和培养那种能有所行动的良知。
一般认为，人心具有天生的道德倾向，因此需要坚持强调人心的首要性。就个体来说，这样的观点也许可以成立。但是，就生活在人类群体——社会、民族或家庭中的人来说，它只是部分正确。最初的人性可能是善良的，但一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中形成的各种习惯和品格，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民族性格和制度教育的特征，甚至成为某种操纵或操控的牺牲品。它们常常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扭曲人性最初的道德倾向。这些后天的习惯和品格足以形成第二天性，在人的性格中几乎如同最初的人性一样根深蒂固。
心智启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揭示种种对人的心理、精神和行为的操控和操纵。这些操控和操纵都是利用人天生的和人性中的某些弱点（如贪婪、懦弱、自私、残忍、害怕，等等），并借助或创造某种组织、体制或制度的力量（如宗教或政治的洗脑、情感讹诈、公关、宣传、检讨、感恩、认罪、羞辱、非人化，等等）。社会心理学把这种组织、体制或制度的力量称为“情境”（situation）的力量，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情境作恶”投以不懈的关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魔鬼的》一书中甚至把这种关注人“情境作恶”的心理学研究称为“邪恶心理学”——包括思想改造、精神操控、洗脑、强迫命令、人身攻击、酷刑和恐怖主义。
津巴多所做的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邪恶心理学的一个例子。他在这个实验的基础上写作《路西法效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描写情境力量左右行为的方式，这个力量远超过我们所想，或者也得承认，它能在许多情境中塑造我们的行为。”他特别强调了一个比权威命令更能引导“好人作恶”的动力，那就是“系统”（体制或制度）。他写道：“情境便是由这个更复杂、更强大的动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心理学有大量的资料能佐证，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远远胜于个体力量。……大多数心理学家对于深植于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中能够定义情境且界定合法性的力量，已经麻木了。想要全面且完整地了解人类行为动力，就必须先能辨识个人、情境以及系统力量的范围与限制。”
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是一个心智启蒙的范例。一方面，他让我们看到，在特定的情境下，人的情绪、感觉、认知、行为都会被情境力量所左右；另一方面，他的目的不是要人在自己所不能改变的情境中随遇而安、随波逐流、自甘堕落，以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来推卸对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社会心理学的知识目的是“试图去理解情境和系统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这种知识强调情境左右行为的力量，但它并不是一种情境决定论，“并不是为了替谁辩护，或是为了免除此人所犯下的非道德或非法行为的责任”。即使在最具胁迫力的情境中，人对自己的行为也不是完全不用负有责任的。
社会心理学提供的知识，它的启蒙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改变或避免不恰当的个体或团体行为，必须了解他们将什么力量、优点和弱点带入到情境之中。……我们必须更清楚地辨识出情境力量在特定行为之下复杂的全貌。修正这些情境力量或者学习避免它们，都能大大影响与减少不当的个体行为，效果远大于只是在情境中针对个人的错误纠正。”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它要纠正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某个错误，而是我们所有人几乎都可能犯的那些错误。它的目的不仅仅是治疗，而且更重要的是预防。因此，它对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度里的人们都具有普遍的心智启蒙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