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易粪而食”的道德与情绪
媒体上不断传出农民不吃自己种的粮食或其他食材的消息，例如，2013年3月有报道，《河南商报》记者听新乡市大块镇小块村61岁的村民张大爷说，他种的那些地里产的粮食“都卖了，我们自己肯定不吃”。原来附近有一家造纸厂，“一条明渠通向该企业的污水处理处，渠中翻滚着造纸废水。而明渠外侧下方，有6个预留的直排口，未经处理的造纸废水顺着麦垄流进近百亩麦田”。湖北随州一名农民大娘也说：“现在吃啥都不安全。我们家亲戚种的袋料香菇，自己都不敢吃，叫我们也少吃，实在要吃先在开水里焯一下。”还有报道说，记者来到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王家庄街道农村，看到农户正拿着一个蓝色袋子，往生姜田里撒着一种东西。记者发现这是一种叫神农丹的农药，袋子上分明印有“严禁用于蔬菜、瓜果”的大字，背面骷髅标志和红色“剧毒”字样引人注目。据当地人说，潍坊出产的生姜分出口姜和内销姜两种。因为外商对农药残留检测非常严格，所以出口基地的姜都不使用高毒农药。看来，农户自己不吃的毒姜是专门为国人同胞生产的。
这些农民这么做，是否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良心、心术不正，或者只是由于愚昧和贪婪，而不明白人人相害，最终难免“易粪而食”的道理？人们往往用贪婪、狡诈、残忍这类道德判断词去批评他们。然而，问题是，就算他们知道人应该有良心，就算他们明白我害人，人也会害我的道理，他们也还是不会改变他们的做法。仅仅明白道理并不能改变人的行为，那么，驱使人行为的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呢？
心理学家发现，“情绪”（emotion）是一种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大驱动作用的力量，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后面的情绪，不仅有助于了解他的行动倾向，也有助于了解他对周围环境的认知。“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统称，是由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美国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WilliamM·Marston）指出，任何一种基本情绪都不仅仅是感觉、心态或情感，而是驱动行为的能量，将一种情绪与另一种情绪加以区别的唯一方法就是观察他在什么情境下导致人的什么行为。情绪可以分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常见的有喜悦、愤怒、悲伤、恐惧、厌恶、惊奇）和后天学习到的“复杂情绪”（嫉妒、惭愧、羞耻、自豪、怨恨、窘迫、内疚、害羞、骄傲、自暴自弃）。基本情绪和原始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复杂情绪必须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生活经验中学习得到。由道德因素产生的情绪都是复杂情绪。
心理学家们对有哪些“基本情绪”和基本情绪可能如何复合成哪些“复杂情绪”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八种“基本情绪”按这样的顺序排成一个圈子：恐惧、惊奇、悲伤、厌恶、愤怒、期待、喜悦、接受。每一种基本情绪与相邻的两种都能各自产生一种复杂情绪，恐惧与接受产生顺从，恐惧与惊奇产生惊恐，惊奇与悲伤产生失望，悲伤与厌恶产生内疚；厌恶与愤怒产生鄙视；愤怒与期待产生敌对；期待与喜悦产生乐观；喜悦与接受产生爱。可以设想，在基本情绪之间，复杂情绪之间，基本情绪和复杂情绪之间，还可能产生更加复杂情绪。
情绪既是主观感受，又是客观反应，具有目的性，也是一种社会表达，因此成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综合事件。情绪会产生动机，例如：悲伤的时候希望找人倾诉，愤怒的时候会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绪也是一种认知评估，注意到外界发生的事件或事情，认知系统自动评估一件事，并由此触发某种情绪反应。例如：一个人为宠物死亡而悲伤，是因为在认知上把这件事评估为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负面事件，相反，他对“国家大事”无动于衷，是因为将此评估为与自己无关或根本说不上话的事情。
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探索环境（好奇）、吐出不小心吃的异物（恶心）、建立社会关系（信任）、避免伤害（恐惧）、繁衍（爱）、战斗（愤怒）、寻求帮助（哭泣）、重复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欢乐）。在原始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情绪可以让人类自动趋利避害，做出更利于生存的选择。尽管愤怒看起来没什么好处，但在原始部落里，可以让一个人被人害怕并建立起威望。羞耻和骄傲可以促使一个人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不同的情况下生产和出售有毒农作物的那些农民，他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复杂情绪和情绪的含义应该都不一样，也许社会心理学家们可以用他们来做研究课题。种毒麦子的可能与他们对造纸厂排污的“怨愤”和对无所作为的地方政府“失望”有关。种毒香菇的和毒生姜的具体情境和动机都不清楚，因此无法猜测其生成动机。如果只是为了节省成本、提高“效益”，那就和建豆腐渣工程的差不多，也许与不“信任”和“恐惧”有关，不信任是一种对当今社会状态的负面评估（大家都在黑吃黑，都在挣昧心钱，没有道义，没有善恶，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恐惧（它包含行动的目的性）是因为害怕在一个大家黑吃黑、人人昧良心的社会里，凭良心做事结果反而害了自己。这样的反应都是出于人的生存的本能。
无论什么情绪，它的目的性和评估的法则都是本能和直觉，不是基于理智的认知，因此会有偏颇、盲区和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正常的道德状态下，就像人不会易子而食一样，人也不会易粪而食，当人们不得不依靠原始的生存本能才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们社会的正常文明秩序和道德价值一定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因此，与其谴责奸诈、邪恶和冷血，不妨换一种方式，从人的情绪与行为的关系再好好思考一下出现在我们社会里的易粪而食的问题。由这种思考得到的理解，它的目的不是为不良行为开脱，而是要依照心理学研究成果建立起来的对人性和人心的认识，而不是约略的印象、空洞的说教或道德劝诫，去对待原本就不单纯是个人性的社会行为。
4非人化的荼毒
说起非人化，人们一般想到的首先是把人当作低贱的动物，或者根本就是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用大卫·史密斯（DavidL·Smith）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灭绝他人》（LessthanHuman，2012
冯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年，引文来自此译本。）一书中的话来说，是把人当作“看似像人的生物——有着人的外形、双腿行走、说着人话、大体以人的方式行事的生物——但却绝不是人”。
史密斯详细地描述了非人化概念在人类漫长历史中的演变，他在丰富的材料上建立了一种剖析非人化的理论，从心理进化来解释人类普遍、共同、恒久的非人化现象，在对史前人类的非人化思维和行为解释中，他借助的是认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力图从可能的例证（艺术、畜牧业、技艺等）来重构史前人类的思维方式。例如，奴隶和家畜遭受的待遇有很多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用来控制牲口的方法——如类似“鞭打、上链、烙印、阉割、削耳”的做法——都曾被用来控制奴隶。
从人类的远古开始，征服和恐外就是非人化的普遍动机。埃及人把敌人看作是非人的肉食者。埃及法老阿门内姆哈特一世（AmenemhetI，公元前1985—前1956年在位）夸口说：“我驯服了狮子，捕捉了鳄鱼；我征服了瓦瓦特人，俘获了梅贾人，我让亚洲人学狗走路。”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认为邻邦不是人。在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巴比伦文本《阿卡德的诅咒》（TheCurseofAgade）中，古提人被说成“非我种类，虽有人之本能，却有着犬类智力和猴类特征”。在其他地方，他们还被说成“山中毒蛇”和“狗”。亚摩利人则被说成有“狼和狗的本能”，而其他种群则是“山鹑的身子和乌鸦的面孔”。
在史密斯看来，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同样渗透着非人化的想象，这是古代中国人“通过给边境部落贴上有非人化之意的标签，来将自己与其区分。东边的野蛮部落被称作‘夷’，其中包含汉字‘犬’，意为‘狗’，而北方的部落则是‘蛮’，包含汉字‘虫’，意为‘昆虫’。戎狄被称为‘狼’。在记述了公元前400年以来古代中国地理的《山海经》中，只有中国人被称为人。杰出汉学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指出，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以前，这些野蛮族群都被‘看作不完全是人’”。
外来者在被当作敌人和被奴役之前就被非人化了，而非人化更是强化了外来者比自己（人类）低等的看法。现代世界里的征服和恐外，还有战争、种族灭绝和其他残暴行径中都有非人化这一古老思维在借尸还魂。
除了历史和心理进化的非人化研究，还有一种社会人文和政治人文的非人化批判。前一种研究所讨论的非人化主要是“妖魔化”，后一种批判则更重视可能并无明显妖魔化的人的“异化”。异化是一种比妖魔化更可怕的非人化。被妖魔化的人们会愤怒、反弹和对抗，很少会加入对自己的妖魔化；但被异化的人们却会由于被洗脑、操控或麻木愚昧而参与外力和环境对他们的心灵侵腐和人格扭曲，心甘情愿地按变异的标准来自我要求。
人类学家蒙塔古（AshleyMontagu）和麦特森（FloydMatson）在《人的非人化》（1983）中，把非人化看作是与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同等祸害的人类威胁。他们强调，人一旦患有“非人化综合征”，就会变成“活死人”（thelivingdead）。他们用阿伦特（HannahArendt）所讨论的纳粹分子艾克曼为例来说明，人在特定的政治生活环境中会被非人化为螺丝钉和机器人。正是纳粹极权统治机器的意识形态洗脑和组织控制，使得艾克曼成为一个不能思考，没有道德判断，但却能高效作恶的非人。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了极权统治的非人化过程，也就是她所说的三步“杀人”法。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无法用“良心来做抵抗”。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成行尸走肉，“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他们在非人的待遇下，既没有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反抗的意愿。德国哲学家和人类学家蒙坦布鲁克（AxelMontenbruck）在他的《西方人类学：民主与非人化》（1983）中，从政治人文主义的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罗马戏剧家泰伦斯（PubliusTerentiusAfer）说：“凡是人类的事情，对我都不陌生。”从人类普遍心理和认知来了解非人化可以成为一种警策：如果你没有清晰的自知之明，你可能被别人非人化，你也可能把别人非人化。非人化的危险普遍存在，但是，非人化的具体构建和特征却又必定具有特定的制度烙印。人类要更好地和平共存，让每一个人活得像人，有人的权利，反对非人化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生物学和认知心理的科学知识也好，社会和政治的人文批判也罢，只要对人活得像人能有教育效果，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5粗鄙是文明社会的癌症
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之故。不久前，某名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棒棒棒》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但是，在“文革”时期的中国，“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阶级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在“文革”以后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毛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本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为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