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7年4月4日，星期五。奥莉娅的母亲与继父带着她的女儿和儿子一起出城了。他们整天不会回来。奥莉娅焦急不安地等待帕斯捷尔纳克的到来。他来了！热烈地拥抱，长时间的亲吻。
“像新婚夫妇有初夜之欢一样，我们有了自己的第一天。我为他熨平了他那弄皱了的裤子。他为自己的胜利欢欣鼓舞，高兴不已。有的结合比夫妻关系更神秘，确实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在那幸福的一天，在赠给奥莉娅的一本红皮诗集上，写下这么几个字：
我的生命，我的天使，我热烈地爱你。
“我不愿意你将来为我流泪。不过我们的相识，无论对于你还是对于我都不会白白过去。”帕斯捷尔纳克真挚地说。奥莉娅享受到幸福的滋味，但又常常预感到一种不幸在她身边徘徊。
结合是愉快的。奥莉娅这一方没有阻力。母亲、女儿都很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可是帕斯捷尔纳克那一方呢？他的妻子季娜伊达是位能干、善于管家的女人。十几年前，季娜伊达为了他离开自己的丈夫钢琴家涅高兹。感情的变化使两个家庭同时解体。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位夫人——画家卢里耶带着儿子伤心地离开了他。涅高兹的夫人季娜伊达跟着帕斯捷尔纳克躲到遥远的格鲁吉亚去避风。
帕斯捷尔纳克和季娜伊达在一起已经生活十几年了。在这期间，她为帕斯捷尔纳克安排了安定的生活与写作环境。帕斯捷尔纳克很感激自己的夫人。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难道能怪季娜伊达忙于社会活动，而忽略了家庭生活？
的确，1947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援助阵亡作家们的子女。季娜伊达战时在后方管理过作家子女的保育工作，对这项工作很有感情。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夫人，二人相处甚好，又是邻居。一个邀请对方参加，另一个愿意从事爱幼活动，于是季娜伊达又开始整天的忙碌了。
她和另外一位委员，剧作家鲍戈廷的夫人划分了地区，挨家挨户走访有子女的作家困难户，调查、研究，写报表，提出处理办法等等。战争结束不久，物质条件很差，工作很辛苦，但他们做得细心认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们从潮湿的地下室迁入干燥、通风、有阳光的房间，在可能的条件下还把某些孩子安置在儿童院里。
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很赞许季娜伊达的社会活动吗？他不是主动为她腾出时间，让她少管家务，多去照料可怜的孩子们吗？他们相处的时间少了。就在这个空当儿，奥莉娅·伊温斯卡娅挤了进来。
有关帕斯捷尔纳克和奥莉娅的风言风语传到了季娜伊达的耳中。她认为奥莉娅长得的确很漂亮，两次失掉丈夫很可怜。她知道战后有些作家抛弃自己的前妻，寻找更年轻的女人结为伉俪，而年轻的女人由于找不到丈夫，甘愿嫁给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人。季娜伊达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性格，她相信他不会离开她。
帕斯捷尔纳克是个多情的人，渴望女性的爱。奥莉娅是一位经受了种种苦难的女人，需要生活的温暖。她对诗的理解打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心。
奥莉娅积极主动地给帕斯捷尔纳克当助手，找资料、看校样、与编辑部保持联系、领取稿费等。帕斯捷尔纳克对她十分信赖。
帕斯捷尔纳克与奥莉娅频频的会晤和过分的亲密已达到不分你我时，又难免发生口角，由一般的摩擦到赌气争吵。帕斯捷尔纳克有些迷信。有一天，他在奥莉娅家中，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猛然扑到情人的身上，一下子折断了旧沙发的腿。沙发散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个反应是：“看来，我们的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奥莉娅为这种说法大为不满。
奥莉娅作为一个女人，有女性的胸怀，忘我的爱，也有女人的脾气，女人的小性子。有时她提出一些让帕斯捷尔纳克无法接受的过分的要求。爱得越深，口角越多，口角之后，用不了多少时间互爱的感情又会恢复。奥莉娅的女儿，年纪轻轻的伊拉，当时就不能理解妈妈的行为，今天看母亲把帕斯捷尔纳克的照片挂到墙上，明天又看她把照片取下来。小姑娘想问，可是看见妈妈那一脸的怒气就不敢吱声。奥莉娅的母亲有时像接待女婿似的接待帕斯捷尔纳克，第二天他走了，几天不着面，她很想让女儿早些结束这种不正常局面。幸福渗着泪水，爱情带着伤痕。这一切都变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
你别哭，别努起肿胀的嘴唇，
别让嘴唇布满条条的皱纹。
别用火辣辣的春天的激情
刺痛我那已经结了疤的伤痕。
你把手从我的胸上挪开，
我们是电线，通着电。
当心，无意中我们又会被
推向彼此的面前。
再过几年，你会结婚，
种种混乱都会忘记，
做女人呀——是伟大的壮举
令人疯狂——是英雄业绩。
我一生一世如同忠仆
怀着眷恋的心情赞赏——
女人迷人的手臂和脖颈，
女人的脊背和肩膀。
任黑夜用苦闷的铁环
紧紧地禁锢住自我，
可是别有希冀的力量更大
激情在召唤我挣脱。
帕斯捷尔纳克走进奥莉娅的家后，曾给这个家庭带来过生机。他亲切、和蔼、慷慨。奥莉娅的母亲、继父、她的女儿和儿子都把帕斯捷尔纳克看成自己家中的一个成员。他曾一度想挣脱原来的家庭，离开季娜伊达，可是当他想起自己曾向涅高兹做过的保证时，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要与情人断绝来往。
帕斯捷尔纳克在爱情上是个软体动物，他没有果断处理爱情纠葛的勇气，也许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方，也许他愿意长期沉湎在这种爱情的漩涡中。他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命运，任命运去安排，听其自然。
季娜伊达以合法妻子的身份托别人给奥莉娅捎去口信，不许她跟帕斯捷尔纳克来往。她的口信没有发生效力，反而使帕斯捷尔纳克与奥莉娅的暖昧关系变得更隐蔽了。于是季娜伊达亲自找上门去，告诉奥莉娅：他们的关系她可以不闻不问，但不许她教唆帕斯捷尔纳克拆散家庭。
1949年10月6日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天，在地铁站分手时约好准备明天再见面。
晚上，奥莉娅和往常一样，俯在桌上写作，她要把自己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深情写入诗中。突然敲门声大作，闯进几个陌生人。他们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搜查。全家人都吓呆了。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这样无法无天？！你们没有权利搜查我！”内务部人员出示搜查证和逮捕令。搜查人员说：奥莉娅有“反苏情绪”和“恐怖性质情绪”，“其父于1918年投奔白军”，“其母于1941年曾被关押”，鉴于上述情况予以逮捕。
那是斯大林晚年贝利亚肆虐的年代。受害者中知识分子居多。
内务部人员翻箱倒柜，奥莉娅望着他们。他们在搜查什么？
“那是帕斯捷尔纳克赠给我的书！”她说。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与她家没有关系。
“那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给我的信！”
“你们无权没收！”
可是谁听她的话呢？他们没收的还有她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那本自述，还有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其中有一首还没有写完。她后来才知道，搜查她实际是收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材料。
帕斯捷尔纳克得知奥莉娅被捕后，大哭了一场。他对一位朋友说：
“一切都完了，他们从我这儿夺走了她，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这就等于让我死，甚至比死亡更可怕。”
情人受审
奥莉娅被关进鲁比扬卡。
鲁比扬卡——苏联内务部监狱的代名词，离莫斯科红场不远，奥莉娅在寻思：为什么会被抓进来？莫非接触过可疑的人？
不假，她认识过一个神秘的女人。那个女人曾主动表示要帮助她解决住房问题，只要给她一笔钱就可以办到。不过当时被帕斯捷尔纳克劝阻了，并没有上当。后来听说那个女人是专门以此行骗的，已经被关了起来。
莫非因为帕斯捷尔纳克？不，不！怎么可能呢？！他是个老实人，是个古怪的诗人，根本不应当往他身上去想。
奥莉娅认为自己的被捕可能是个误会，只要一提审，就会水落石出，就会把她释放，就可以重见她日夜思念的帕斯捷尔纳克了。
审讯逐渐转向追查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奥莉娅一听，义愤填膺，这岂不是无中生有吗？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污辱，可是她现在是在押犯，只有交待“罪行”的义务，没有反驳的权利。
她照实说了自己知道的事，因为一想到心上人，一想到他的爱，她就轻松多了。
问：“你交待一下帕斯捷尔纳克的政治情绪。你知道他从事哪些敌对工作？有哪些亲英的情绪和叛国企图？”
答：“他没有反苏。他没有叛国企图。他一向热爱自己的祖国。”
“可是从你家里抄出了有关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英文书。那本书怎么会到你的手中？”
“那本书的确是帕斯捷尔纳克给我送来的。那是一本伦敦出版的关于他的画家父亲的专著。”
“帕斯捷尔纳克怎么有那本书！”
“那本书是西蒙诺夫到国外出差时给他带回来的。”
西蒙诺夫当时是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是苏联红得发紫的人物，是党政信任的作家，是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多次获得者。也许审讯员听到了西蒙诺夫的名字，便不再追问了。审讯员是在回避西蒙诺夫。
问：“你还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与英国有哪些联系？”
答：“有一次他好像是收到过他妹妹寄来的邮包。他妹妹住在英国。”
审来审去毫无所得。审讯员把话题一转：
“你为什么和帕斯捷尔纳克有联系？你是俄罗斯女人，怎么会爱上一个犹太老头子？一定别有打算吧？为了稿费？为了金钱？为了财产？
排犹情绪在苏联是一股蔓延很广的潜流，伤害了很多人的心。正因为如此，帕斯捷尔纳克每次填写各种表格时，看到“民族”二字，就心酸。我的鲍里斯呀！我爱你！难道就不许我爱一个犹太人？！更何况我四分之一的血统是德国人，二分之一的血统是波兰人。奥莉娅想到这里毅然说道：“因为爱情！”
“不对！”审讯员大吼一声，“是政治观点和叛国企图的一致使你们勾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这种企图。我过去爱他，现在也爱他，把他当做男人来爱的。”
审讯员反反复复在逼供，还是满足不了他的要求。
后来，审讯的问题几乎全部与帕斯捷尔纳克有关，她开始替帕斯捷尔纳克担起心来了，莫非他也被捕了？
这样的审讯持续到三月。奥莉娅病了，不得不延长关押时间。
春天来了。花园里丁香花开了，芬芳四溢，可是审讯室里霉味呛人。审讯员面目狰狞，反复提问都是围绕着帕斯捷尔纳克的问题。
最后，奥莉娅被判5年徒刑，罪名是“与特嫌分子有来往”。
她被送往布特尔监狱：后来又转往流放地——波奇玛。
奥莉娅在服刑，帕斯捷尔纳克十分痛苦。他无法知道情人的下落，又无处可以打听。
在孤独中写作
1950年底，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写到十月革命了，即第一部第五章《告别旧时代》和第六章《暂住莫斯科》。在《告别旧时代》中他利用了不少个人的经历：1917年夏前往西伯利亚的印象，同时也有那时在地方上参加工作的女友的影子。
帕斯捷尔纳克早在1948年4月写给格罗莫夫的信中就说过，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写了他本人、勃洛克、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一个人物。他提到的几个人都是诗人。他的主人公日瓦戈并非诗人而是医生，他之所以如此，是想创作一个综合的形象，“不问政治”的人物，是在革命洪流奔腾的时代任大浪裹挟的砂粒。他要通过这个人物来表达自己的对人生、对革命、对科学、对艺术的看法。
听过他朗读小说的人当中，有人认为他的小说创作走了下坡路，丧失了自我。他多年努力所达到的朴实性竟被认为是放弃了原有的特殊风格。他认为朋友们的意见也许对，也许不对。
1952年春天，他完成了第二部的第十章《在大路上》。6月2日他在莫斯科家中又组织了一次朗读会。听读的人当中有阿赫马托娃、斯克里亚宾夫人、茹拉夫廖夫夫妇等人。几天以后，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大家对他的小说的意见时写道：“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当中，大多数对它不满意，认为是失败之作，他们说他们对我有过更大的期望，他们认为小说写得苍白，低于我的能力，当我知道这些以后，反而高兴地笑了起来，仿佛这些咒骂与谴责是一种表扬。”
显然，帕斯捷尔纳克写作这部小说的追求，与听众的反映有一定的距离。
帕斯捷尔纳克经过30年代在文学界开展的反对形式主义的批判，40年代中期反对崇拜西方文化以及反对世界主义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更坚定了自己的艺术观念。当时他在写给诗友阿谢耶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对艺术的各种看法。他说：“我觉得当代苏联文学与全部过去的文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凝固在一种坚实的基础上，不管这种作品是否有人阅读。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现象，这种现象和国家的其它规定一样，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也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但是我所理解的艺术与这种奢望相差十万八千里。当艺术上的弱点和过错多于高尚的美德时，它有什么可以逞能和发号施令的。它怯怯地期望自己能成为读者的梦想，成为读者渴求的读物，它需要读者敏感的想象，不是出于好心的姑息迁就，而是一个组成因素，没有这种因素就不会形成艺术家的构造，如同阳光需要有反光的平面或者折光的环境，以便烁烁闪闪，光芒四射。”
帕斯捷尔纳克这些话表明他希望读者不要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他追求的是一种崇高的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