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父亲又把里尔克的原信寄给了儿子。帕斯捷尔纳克大为震撼。他没有想到这位诗的偶像会注意他的作品。接到信时，正好家人全都出门了。他一人留在房间里。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的飞雪，哭了。儿子和保姆散步回来，随后妻子也回来了。他一直沉默不语，数小时内没说一句话。
帕斯捷尔纳克提笔给里尔克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他尊称里尔克为“敬爱的伟大诗人”，并倾诉了对这位诗人20年之久的敬爱、倾慕和感激之情。帕斯捷尔纳克为自己能引起里尔克的注意而感到震撼。“得悉这一信息，我内心激起一种类似电流短路的感觉。”
鲍里斯在信中还向里尔克谈到同一天使他受到震撼的另一件事，即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的长诗》。他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位天生的大天才诗人”。
里尔克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信时，他正在瑞士日内瓦湖内瓦勒山疗养院养病。住院期间，他从不与外界联系，这次破例地写了回信，而且还特意选了几张浅蓝色的信纸。他按照帕斯捷尔纳克的要求给茨维塔耶娃也写了一封信，寄去几本他的诗集，并通过茨维塔耶娃又给帕斯捷尔纳克回了一封信。
他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并不长，但收信人却它视为珍宝：
“当您的信中爽直地如同翅膀扇动一般刚一触及我时，您的愿望即被履行：《哀歌》和《致俄耳甫斯十四行诗》已在女诗人的手中了！”里尔克在信中还感谢他：“您使我看到并感受到那在我自身中神奇般增多的一切。”
帕斯捷尔纳克捧读着那封短笺，心潮澎湃，读了一遍又一遍。收到里尔克的亲笔信是他从来不敢设想的事。从此，他终生保存着这封信，把它视为创作的动力之源。
爱情、友情与亲情
从那时起，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茨维塔耶娃三人之间开始了一段异乎寻常的通信。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的通信往往由茨维塔耶娃转递。
时代呼唤重大革命题材的作品。
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的长诗》给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上以启迪。
帕斯捷尔纳克以哲学家的头脑分析现实，用艺术手段描绘俄罗斯革命的历史。但他的作品毕竟与其他人的作品不同，他关注的是个人在变革时代中的命运和它的悲剧成分。
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是白银时代的诗友，二人有很多相同之处：年龄相差无几，帕斯捷尔纳克比茨维塔耶娃年长两岁，都是莫斯科人，又是出身于艺术家庭的子弟，都通晓德文且熟悉与热爱德国文化，甚至他们二人几乎同时登上俄国诗坛。二人的母亲都是音乐家，又都是鲁宾施坦的弟子。他们的诗歌创作虽然风格相差甚远，但同样喜爱里尔克。二人的通信持续了13年之久，信中传递了彼此的情爱·1926年4月2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致茨维塔耶娃的信中写道：“与自己的梦境不同，我在一个幸福、透明、无边的梦中见到了你。与我寻常的梦境不同，这个梦年轻、平静，毫不困难地转化为梦醒。这几日均是如此。这对我与你均为最幸福的时刻。”
“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着爱，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地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是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存在类推中的茨维塔耶娃，亦即空气和时间的类人体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指望听到回答的地方。你是广大爱慕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诗人，你就是最高的自发人性，你不在人群中，或是不在人类的用词法（。自发性’）中，你自在而立。”
帕斯捷尔纳克信中还抱怨妻子叶夫根尼，并讲了自己与女性的关系。他写道：“叶尼娅因几个不充分的理由而痛苦的事，亦即，当我开始爱时，甚至没有爱完第一步。有数千个女性，如果我放任自己，我都不得不去爱。我准备迎向女性温柔的任何一种流露，我的日常生活充满女性温柔的假象。也许，我生来就是这一特征的补充，我就是在强烈的、几乎是绝对的克制中形成的。”
“什么话也不再说了。我有一个生活的目的，这目的——就是你。确切说，你成为我生活的目的还在其次，你是我的劳动、我的灾难、我如今这徒劳作为的一部分……”
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两地温情脉脉的通信，刺伤了嫉心很强、性格很执拗的妻子。卢里耶不能容忍他们这种难以揣摩的关系。帕斯捷尔纳克的解释反而增加了她的疑心。卢里耶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帕斯捷尔纳克给妻子写了一封又一封信：
“让我对你怎么解释呢，我与茨维塔耶娃的友谊属于一种世界，巨大的不可缺少的世界：我与你的生活属于另一种世界，更大的更不可缺少的世界，按其规模，我甚至不能把二者相提并论，两种世界的品质接近会出现第三种世界，——我谈的是我内心的这几种世界和它们在我心中所起的作用。这两种世界彼此没有震惊的必要……这段时间里我一再对你谈及此事。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对我不忠贞，而是相信我，让我也相信你。这样做可以鼓舞人，而前者会使人走向死亡。你对我的要求恰恰相反。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开始给你写这封信的。一想到你对我的那副可怕的表情，我就想哭出声来，你的表情，你的态度，让我如何是好呢？
你们确实是两种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精神上的痛苦，物质条件的匮乏，再次影响到卢里耶的健康。她的结核病呈现出复发的苗头。
1926年，卢里耶带着儿子去了德国，一方面让公公婆婆看看他们的小孙子，同时自己也想休养一个时期。帕斯捷尔纳克留在莫斯科，集中精力写作。
二老从卢里耶的表情上、言谈中已经知道了小家庭里常常发生摩擦。
帕斯捷尔纳克接连不断地写信进一步解释他与茨维塔耶娃的关系。
卢里耶连续收到几封信，加上公婆的劝慰，她心情有了好转。她觉得自己可以理解一切，可以宽恕一切，包括丈夫与茨维塔耶娃的爱情。
卢里耶偕子回国时，帕斯捷尔纳克专程到莫扎伊斯克火车站去迎接他们。这是他们生活中又一次幸福的时刻。帕斯捷尔纳克觉得妻子宽厚了，儿子长大了，而儿子感到父亲已用另眼看待他了。
回到莫斯科之后，卢里耶便投入到紧张的毕业作品的创作之中。
卢里耶的毕业作表现的是一家冶金工厂的锻冶车间。画很大，家中又没有摆放画架的地方，她只好在车间和学校里作画。
车间里烟雾腾腾，光线昏暗：学校吵声不停，条件更困难。但卢里耶还是把毕业作完成了，一幅大型油画。帕斯捷尔纳克认为画得很成功，不论构思色彩还是构图都相当大胆，富有新意。
卢里耶的毕业作——再次证实她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达到理想的目的。她毕业了，但家庭生活并没有安定。
帕斯捷尔纳克本来准备在完成长诗《施米特中尉》之后，到国外专程去拜会里尔克。未及前往，里尔克于同年12月逝世。噩耗传来，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昏厥过去。
里尔克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心中是欧洲最伟大的诗人，是他最崇敬的师长。帕斯捷尔纳克决定写一篇文章悼念里尔克，介绍他的诗歌创作，同时表达他长期受这位诗人的深远影响。但在写作过程中，这篇文章变成了自传的片断，记述了他在里尔克思想的影响下，艺术观念的形成的过程。于是他把这本书作为对里尔克的怀念献给了他的亡灵。这本书后来以《安全旅行证》风行于世。
帕斯捷尔纳克再没能见到里尔克，但里尔克却永远铭记在他的心中。
与高尔基的交往
1927年9月20日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1905年》问世。他给高尔基寄去一本。当时高尔基旅居意大利。他在赠书上恭恭敬敬地题了一句话：“怀着崇敬的深厚的热爱谨将此书献给本时代最伟大的表达者和见证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1905年》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他从抒情转向叙事的第一部作品。他认为高尔基是那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革命精神的表达者。他急切想知道高尔基对他这部长诗的看法。
帕斯捷尔纳克正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大风暴时期第一次见到高尔基的。那一年，他才15岁。高尔基在他的心目中是革命的海燕，是著名的文学家。
那年岁末，正当莫斯科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风起云涌之时，高尔基出现在革命运动的中心——莫斯科。
寒冬腊月，北风凛冽，但革命热情高涨。夜晚全城一片黑暗，只有街头的篝火熊熊和战斗纠察队员们斗志昂扬。鲍里斯和广大革命同学一起投身于学潮之中，和同学们参加游行集会，哥萨克兵巡逻队进行镇压时，他还挨了警察一鞭子。
那时，37岁的高尔基以其预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散文、小说和剧本赢得了俄罗斯广大劳动人民的敬仰。作为1月9日流血日的见证人，高尔基在莫斯科爆发武装起义时，向工人纠察队提供武器与活动资金，写下号召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檄文。沙皇政府将他关入彼得保罗要塞。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掀起抗议活动，世界舆论予以声援，沙皇政府不得不把高尔基释放。
高尔基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开展了广泛的活动。
莫斯科有几种政治讽刺画报，特受广大读者的欢迎。高尔基与这些刊物都有关系。他想邀请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给这些刊物提供一些美术作品。
有一天晚上，高尔基邀请比他年长1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见面。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带着他去了。那一天，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见到名震俄罗斯的高尔基。
一年以后，1906年3月13日，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在德国访问时专程到策勒多夫疗养院去看望高尔基。他又带去了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已经两次见到了高尔基，但都是作为陪同。几年以后，他终于有资格以诗人和翻译家的身份接触高尔基了。
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单独与高尔基见面是因为翻译的事，时间是1918年，在这之前，有一段工作上的铺垫。
1914年盛夏，帕斯捷尔纳克应聘在诗人巴乌特鲁塞蒂斯庄园里给他儿子们当家庭教师。他们住在奥卡河边。那一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发生了旱灾。莫斯科新成立的卡梅尔奈剧院邀请帕斯捷尔纳克翻译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的喜剧《破瓮记》。
1915年初，帕斯捷尔纳克把他翻译完成的这个剧本投给了《同时代人》杂志，随译稿还寄去一篇介绍文章。编辑部通知帕斯捷尔纳克说来稿已被采纳。《破瓮记》在1915年第5期上刊出，但没有刊出他写的文章。译稿做了些删节与增补。删掉的是个别低级趣味的描写，而增加的部分是为了加重剧中的效果。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这种修改破坏了诗剧的韵律。
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认为编辑部未征得作者同意是无权随便改动原稿的，他建议帕斯捷尔纳克给高尔基写信控告编辑部。
帕斯捷尔纳克这样做了。他在致编辑部的抗议信中附上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我不理解为什么清样上会有那么多修改原文的地方：删节、散文式地增加，勾掉喜剧中最鲜明的部分等等。
凭借样书来恢复原来的词句，已非我力所能及……”编辑部未作答复。
十月革命后，1918年夏，高尔基从国外回到莫斯科。他在筹办向俄罗斯读者专门介绍世界经典名著的“世界文学出版社”。
他邀见帕斯捷尔纳克，并向他组稿，希望他再译几部克莱斯特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提起他译过《破瓮记》，谈到《同时代人》杂志刊出时的改动，对此耿耿于怀。高尔基说，当年在《同时代人》杂志刊用《破瓮记》是他的建议，他亲自审阅的译稿，译文也是他修改的。帕斯捷尔纳克这时才恍然大悟，他是向高尔基状告了高尔基。
那天晚上，帕斯捷尔纳克回到家中，为三年前办的蠢事感到难为情。从那次会晤，开始了帕斯捷尔纳克与高尔基的交往，主要是通信，见面的机会有限。
高尔基身在国外，心在祖国，他密切地注视着祖国文学艺术的事业。1921年夏，高尔基在意大利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柳维尔斯的童年》，很喜欢这部中篇小说，建议把它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他还亲自为这部小说写了一篇序言。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时间显得那么长，那么慢。过了半个月，高尔基回了信。信中说：“您的诗集收到了，衷心感谢！”对这部长诗仅这么一句话，再没有别的评论。信中另外告诉帕斯捷尔纳克，他的《柳维尔斯的童年》已经译成英文，近期可能在美国出版等等。又说：“……您在写小说吗？很希望您写下去，因为根据《柳维尔斯的童年》可以看出您能够写出极佳的作品来。”
帕斯捷尔纳克读着高尔基的信，思来想去，认为高尔基对他的长诗缄口不语，肯定有意见，也许是不便指出。于是，10月10日，他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长信。信的结尾谈到他的长诗时，发了几句牢骚，说他写《1905年》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如果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您就会最快地告诉我，而且比任何人更好地告诉我。可是您一句话也没有提，显然我的努力失败了。再次热烈地感谢您的来信。谈及失败一声音难免不带某种悲伤。如果您认为最后几句话里有类似埋怨的话，那么您只能加重这种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