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贺侗庵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从名义上去辩论“华夷”称呼的是非曲直，而直接大张旗鼓地对中国的“政化民风”进行深入批判，其言论之过激，他自己也觉得“近于裂眦骂詈”，为什么要这样？其子古贺茶溪为《殷鉴论》所写的序（1879年6月）说得很明白：我邦与唐山对岸，二千年来，多少受其熏陶。举目所视，凡百事物，过半莫不仿唐山式样。开辟之后先、土壤之大小，亦事理之宜然者也。不必讳言，不必羞言。然迨后代，五洲情状明白之日，则断乎知其不可也。奈我邦儒先依然守唐山旧说，不知所取舍，并其敝风陋俗，亦尊崇过当，贻害弗少。先人当日深为国家忧，终草本论，将大声疾呼，醒世间人之大迷，故其言时似涉过激，救世之念，势不得不出此。古贺侗庵：《天香楼丛书四殷鉴论》，古贺茶溪“序”。侗庵本人也说：予所最虑者，世之儒先，自幼迄老，沉酣唐人之书，阿其所好而不觉其弊。政出于此，卑以为不足视；事出于彼，则叹以为不可及，幸不遭时耳。使之异日得志，以平日之所学所志，施于有政，不察时势，不审事宜，欲以唐人文具无实之治，治当今浮薄之俗，是以水济水，助桀为虐也。即不得志，播扬其说，以诲人道世，其流祸何所不至，此可惧也。同上书，“自序”，第1页。由此可以看出，对中国的批评实际上是警惕于当时日本儒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太深而不知取舍，为救日本自身的“浮薄之俗”德川时代中期，随着日本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兴的町人文化（商人文化），“商人文化中既有大众性的健康的一面，同时也难免表现出浓厚的享乐倾向”。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刘绩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2页。，必须将中国作为一种“殷鉴”，否则，如果不察时势、不审事宜，而用中国的华而不实的旧观念来指导日本，将会助桀为虐、流祸不止。站在日本本国的立场上，其忧国之情、救国之念是他批判中国的出发点。其情之切，以至于他不惜对“三代之治”也提出批评。他说：“三代之毁誉，何预吾事而辩驳乃尔也。盖今之儒先文人，称颂三代，墨守成迹，而不审事势，一旦得位莅政，守株刻舷，冥行摘埴，以误天下后世，或如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吾为此惧，庸讵得不辩乎。”古贺侗庵：《天香楼丛书四殷鉴论》，第9页。其用心可见一斑。
日本儒学力图突破“宋学”的藩篱而出现了上述山鹿素行、荻生徂徕这样的“古学家”，受古学的影响，复古国学也得到了发展。国学家将对中国的批判推向了极端。如果说日本儒学家对中国的批判还是以儒家的理念来进行，而国学家对中国的批判则基本上是情绪性的，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自以为是的妄念。其目的在于彻底地清洗掉附着在日本的“唐心”或“汉意”。如被认为是国学的确立者的贺茂真渊（1697—1769）就认为儒教、汉意过于狭隘和理性化，作为政道在现实中是无力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五常之道反而成为祸乱世界之源。他说：“唐国之学始于人心，所作成者，棱角分明，容易理解。我皇国之古道，完全平和，听凭天地，人心之言难以言尽，后人难以理解。”贺茂真渊：《国意考》（1765年），《近世神道论前期国学》，日本思想大系39，东京：岩波书店，1972年，第384页。并且主张“唐国因为是心地丑恶的国家，即便深入教化，也只是表面上好看，终究是大大的坏事，使得社会秩序混乱。我国本来是很单纯的国家，即便只有很少的教化，都能够很好地遵守。而且因为是随天地而行，不行教化也可以。”《近世神道论前期国学》，日本思想大系39，第383页。本居宣长（1730—1801）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挥，在其《直毗灵》（1771年）中得到充分地体现。
本居宣长在这里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圣人”和“圣人之道”。他说：外国因为不是天照大神之国，没有固定的主子，像夏天的苍蝇那样成群骚然的神得意洋洋，举止粗暴，因此人心险恶，风气杂乱，因为一旦夺取国家，身份低的臣下也可以直接成为主君，地位高的人防止地位低的人夺位，地位低的人则想乘机而动，互为仇敌，所以自古以来国家难以治理。其中有威力而深谋远虑、使人驯服、夺取他人之国，或者只是专注于不被他人夺取，在短时间内很好地统治国家，而可为后世之法者，在唐土称为圣人。鹫尾顺敬编：《日本思想闘争史料》第7卷，东京：名著刊行会，1969年，第67—68页。因此，在他看来，圣人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不具有什么神奇的德威，只不过是善于玩弄各种手段而已。而且认为中国的圣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道”的宗旨，“归根结底不过是力图夺取他人之国和力图不为他人所夺取这两种意义而已。”进而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为了夺取他人之国而绞尽脑汁、身心憔悴，与人尽善是为了驯服、统治他人。这样，圣人听起来像是善人，而其作成的“道”看上去也很完备卓越，他指出：“无论如何，由于自己先违背了此道，以消灭主君夺取国家为目的，因此所有的都是谎言，圣人不是善人，而是非常残酷的恶人。本来因为是以丑恶的心所作成的欺人之道，后世之人也只是在表面上遵从，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去努力遵守。因此也不能对国家有什么助益，只是其名称被推广，结果并未为世上所采用，圣人之道只是无端地成为那些说人坏话的儒学者们的话柄。”同上书，第68—69页。
在思维方式上，国学与儒学的合理思想完全不同，本居宣长认为“所谓天地之理本来皆为神之所为，是全然奇妙、神秘而不可思议，不能用人的有限的智慧来推测，不可能尽其极而知之。因此，无论如何都将圣人之言视为理之至极而加以尊信，这是非常愚蠢的。……中国因为对所有的事情过于细心，进行各种议论来加以决定，总体上看上去像是贤明，实际反而使事情扭曲、恶化，结果使得国家更加难以治理。圣人之道是为了力图统一国家而作成的，反而成为导致国家混乱的原因。”鹫尾顺敬编：《日本思想闘争史料》第7卷，第69—70页。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呼吁要“排除污秽的汉籍心，而以清爽的神国心来充分地学习古典”。同上书，第86页。因为只有以“神之道”而不是“圣人之道”为基准，才能确立日本优于万国、为世界之宗主国的地位。
当然，国学者中也有重视自己的经验感觉和事实而对复古国学的狭隘性进行批判的。上田秋成（1734—1809）与本居宣长就日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争论（“日神论争”），1787—1790年间由本居宣长编成《呵刈葭》一书，非常有名。秋成以荷兰的地图来说明：“如果来看看我皇国在地图中的什么地方的话，只不过如开阔的池塘水面上散落的一片树叶那样的小岛而已。然而却对外国人说正是此小岛开辟于万邦之先，这里是临照大千世界的日月出现的本国，因此万邦无不接受吾国之恩光，故而要奉贡来朝。”他认为这样的说教当然没有哪一国会信服。《上田秋成全集》第一，东京：国书刊行会，1969年，第425—426页。
将圣人说成是恶人，将圣人之道说成是欺人之道、祸国之源，这就从文化的根基上彻底地将中国妖魔化了。需要说明的是，本居宣长的《直毗灵》是直接针对荻生徂徕的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的《辩道书》（1735年）而作的。《辩道书》中说：“大凡今人以神道为我国之道，欲与儒佛道并列为一道，此大谬也。神道本来在圣人之道中。”又说：“神道实际上笼于圣人之道之中，并非在圣人之道之外别有一种神道。”又说：“日本本来无道。虽然近来说神道者堂而皇之地将我国之道说得非常高妙，皆为出自后世的虚谈妄说。”又说：“毕竟不论是诸子百家还是佛道、神道，不拥戴尧舜之道，就无从立于世间。这样的话，无论是中华之古代还是日本之今世，天下总是以尧舜之道而治。无论是学诸子百家者，还是僧道、巫祝，皆为王者之民，不出王法之外。若治国之人，不学尧舜之道而喜欢诸子百家，或好佛道、神道，是为其国乱之端。”鹫尾顺敬编：《日本思想闘争史料》第3卷，第44、45—46、66、71页。这可以看做是“慕华”（崇尚“文化中国”）的一个典型。
后来的水户学一方面继承了国学的神国思想，同时对本居宣长提出了批评。会泽正志斋（1782—1863）就指出其用心“专在诽谤圣人”，认为“直毗灵所论，说皇统之正胜于万国，是极为卓见正论，但是诽谤圣人之道，另以私见而创立一个道，真是可惜！人伦之道乃天地自然，为人者一日不可离之大道，尧舜以来，圣人立五典五教之名而为教。于天道人情无丝毫之过差，为人人所践行，与天朝自上古以来之道暗合。”会泽正志斋：《読直毗霊》（1858年），鹫尾顺敬编：《日本思想闘争史料》第7卷，第122、155页。会泽正志斋早在其《新论》（1825年）中，就一方面认为“神州（指日本——引者）者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万国之纲纪也。诚宜照临宇内皇化所暨无有远迩矣。”《水户学》，日本思想大系53，东京：岩波书店，1973年，第381页。同时，他冷静地分析世界形势，认为日本与中国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因为法国、西班牙、英国、俄罗斯所信奉的宗教大同小异，其“假法教以逞吞并则一矣”，因此“其动与相合，必然之势也”。所以，他认为日本处于各列强之中，要想生存发展，“若夫未尝沾染回回逻马之法（指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引者）者，则神州之外，独有满清。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同上书，第398页。而中日联盟且以日本为盟主，又成为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一个基本框架。
五简单的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中国认识的种种类型实际上至少已经在近世日本思想史上存在过。在近代以前，日本是否存在过一条“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的“对华观的主线”杨栋梁、王美平：《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日本研究》（沈阳），2008年第3期。另当别论，各种类型的中国认识的变化，至少不是简单地以鸦片战争的失败或明治维新的崛起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所造成的“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来决定的。有人认为，不管是日本的儒者还是国学家，“其日本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国的自卑感在心理上的表现而已，在他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中国文物的尊敬。”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东京：岩波书店，1974年，第241页。日本如何认识中国，实际上也是与日本如何认识其自身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这一点已经引起了中日学界的重视。中国学界以前面提到的韩东育的系列研究成果为代表，日本学界除上述提及的外，还有荒野泰典的《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桂岛宣弘的《自他認識の歴史——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生成と東アジア》（东京：有志舍，2008年）等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葛兆光主持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提倡以“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和方法重新认知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关注。其成果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葛兆光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等。（2011年8月补注）日本中国认识的类型转化，只有从日本自身的“主体性选择”出发才能够找到其内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