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中国观（包括对华认识与态度），近来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中一个比较关注的话题。寡闻所及，这方面的学位论文有：朱莉丽《1369—1599日本各阶层对华观初探》（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曹国伟《日本游记中的晚清中国印象》（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比如有史桂芳的《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刘家鑫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钱昕怡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革命论》（日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钱婉约的《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韩东育的《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严绍的《日本的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等；相关的国际会议论文集有《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李卓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从周边看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中华书局2009年）等。因为中国与日本特殊的地缘与文化关系，日本的对华认识自古以来就是日本思想文化甚至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重要问题。随着传统华夷秩序的解体、西学东渐的进展，日本的对华认识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各种类型的对华认识在近代之前的日本锁国时代已经萌芽。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在西方势力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力图从封建形态脱胎而向资本主义迈进，经过不断摸索，创立和建成了东方第一个近代形态的国家，并成功地跻身于西方列强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从思想文化到政治外交，中国始终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和因素。这一时期，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等各种主要的对华认识类型在此期间一并展开并相互论争，不仅对当时的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形成了近代日本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的基本框架。弄清这一时期日本各种主要的对华认识的类型特征、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以及中日关系史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日本的中国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一殷鉴论
“殷鉴论”是幕府后期到明治早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观。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贺侗庵（1788—1847）就著有一本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中的弱点和短处、对“唐人之失”进行大肆“裂眦骂詈”的著作《殷鉴论》，这是一本对中国文化习俗进行综合性批判的集大成之作。参见刘岳兵《学術·思想史の視点より見た近代中日関係史における幾つかの問題点》，大东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第13号，2008年3月。日本的中国观从历史上看，总体上的确有一个从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的转变杨栋梁、王美平的《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分“‘仰慕型’对华观的分化”、“‘平视型’对华观的显现”、“‘蔑视型’对华观的确立”三个阶段，力图从总体上考察和梳理自德川中后期（即日本史上所说的“近世时期”）以来日本对华观的变化，描绘出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很有参考意义。，而《殷鉴论》是日本将中国从作为仰慕、学习的对象到作为反面教材而加以批判、警示的对象的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说《殷鉴论》对中国的批评还只是来自书本，如该书序言所说：“予所最虑者，世之儒先，自幼迄老，沉酣唐人之书，阿其所好而不觉其弊。”那么，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事实传到日本，日本的知识分子，如佐久间象山，很早就将“清朝的覆辙”作为“殷鉴”（所谓“清国的殷鉴”《赠山寺源大夫》（1857年12月3日），《象山全集》卷四，信浓毎日新闻株式会社，1935年版，第642页。）来进行总结了。
1842年10月9日，佐久间象山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不时听到清国、英吉利战争的传闻，的确是听说了，但是难以言表。根据近来的风闻，感到真是不容易。依据事态发展，听说唐虞以来的礼乐之区恐怕不得不变成欧罗巴的腥秽，实在令人叹息！”他认识到英国在远东地区的交易，“无论如何，终究会成为本邦之患。即便他们没有犯我之心，兵法中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希望生于本邦者都致力于固国本、整备海岸防御。”佐久间象山：《致加藤冰谷》，《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326—327页。佐久间象山的《殷鉴论》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为什么周公、孔子之国也会遭被侵略的厄运？他认为关键在于所学不得其要，溺于高远空疏之谈。选择人才使贤能者居下、而愚者不肖者却执国柄，这样就无法救治时弊。还有不知道与时俱进改革兵制，一提到外国，就看不起，当做夷狄蛮貊来贬低，而不懂得其实际技术、特别是军事航海等方面已经远在自己之上了。《就海防问题上藩主书》（1842年11月24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4页。“如荷兰人所言，唐山频频败仗，其士民亦受损，以至失去土地，近来渐渐屈服，开始雇用西洋人，学习火术等，但是失去了大好的机会，这对我们来说的很好的鉴戒。”同上书，第281—282页。第二，日本的状况如何？应该如何应对？他认为“本邦为地球上无与伦比的灵慧之国，疆域之大虽然不及唐山、鲁西亚，土壤之丰腴、人民之智能，实际上要胜于诸州。此时在船舶方面，其处理已经远远胜于唐山人”。同时指出日本的军事技术也有与中国一样有待加强。他说：“本邦之火术皆为治世所开，而彼方之火术皆为于乱世尽机巧，因此不免相去有数等优劣之差。”因此强调“建立我神州的武备，使得永无戎狄之害患”佐久间象山：《致加藤冰谷》（1842年10月9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328页。。他指出：“英国已经久怀野心，如来窥窬，防御之策，鉴于清朝之覆辙，需要致力于兵法所谓知己知彼之义。”佐久间象山：《ハルマ出版に関する藩主宛上書》（1849年2月），《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4页。后来他在《和蘭語彙出版に関する老中阿部正弘上書》（1850年3月）中又说：“近来，西洋诸国相继强盛，技术方面往往有卓绝之处，在清国仍然泥于旧称，以英吉利等为戎狄而加以轻视，毫不致力于其兵法所谓知己知彼之义，其朝议失误，一旦开战，因此屡屡败仗，最终以大英国的尊称而讲和，在全世界留下千载难雪的耻辱，真是可笑之极！”见《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8页。第三，在道义上对英国的“强盗行为”进行批评。他明确地指出：“唐国人民年年大受鸦片之害，唐国官府严禁之，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缔结和亲贸易而犯其国禁，不顾残害百姓，而且轻易地在其船舶上准备了难以置信的大炮等武器装备，这些森严的装备使其奸凶肆虐，其不仁、不慈、无礼、无义，可以说是强盗所为。”佐久间象山：《ハリスとの折衝案に関する幕府宛上書稿》（1858年4月），《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296页。相似的内容，曾经在1857年12月3日致山寺源大夫的信函中论及，并且明确指出英国的行为是“强盗之所为”。《象山全集》卷四，信浓毎日新闻株式会社，1935年，第646页。
这种殷鉴论，可以说是在幕末志士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对华观。这从师事佐久间象山之前的吉田松阴的思想可以得到印证。吉田松阴在1848年的《书琼杵田津话后》一文中说：“满清为夷所侵，瓦解土崩，无足论者也。卒之请和而后止，然其间不见复有唱义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盖由纲纪废弛，而贤才不用、操习不熟耳。呜呼，前车之覆，后车之戒，虽吾邦亦不可不戒也。”强调“今之时可为我之鉴戒者，无近于满清之事；可度夷之情状者，无切于鸦片之事。苟观省此书，则殷鉴固不远矣。”此文有如下题记：“琼杵田津话者，兰人记辛丑壬寅二年间满清与英夷战事，以上我崎阳镇台、崎阳译官之所翻也。”收入1848年的《未焚稿》，见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36年，第336页。1851年吉田松阴入佐久间象山之门。
曾经师事佐久间象山的加藤弘之在1861年12月完成日本“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邻草》，其初的稿本题名为《最新论》，取名为“邻草”，实际上是根据当时蕃书调所的同事西周、津田真道的意见修改的。西周在此稿本上朱批曰：“题名似乎完全与本论不适合。或者叫《殷鉴新话》，如何？如何认为过于露骨的话，叫《邻草》之类，如何？”津田真道的朱批也就题名发表意见说：“叫《冈目草》如何？冈目就是旁观。叫《邻草》也可以。”《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岩波书店，1989年，第3页。《邻草》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之后，以对中国现状的批评为借口敦促日本进行改革，是“殷鉴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邻草》在对中国古代文化表现出了敬意的同时，直面中国“为曾经被鄙视为无知浅虑不足为患的夷狄禽兽的英法所攻击而屡遭失败”这样的事实。中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概括而言，是由于清朝士大夫的“柔惰”和“安逸”、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加藤弘之执笔《邻草》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好刚刚开始。加藤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想要真正复兴武备、强悍士气，仅仅靠制造坚船利炮、操阅练教决非可及”。这些“武备的外形”，在他看来“甚为末事，不能说是整顿武备之大本”《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4页。。他将设立“公会”作为“治国之大本”，进而强调“欲立万世安全之策，必先设此公会不可”。同上书，第12页。这里所谓的“公会”就是立宪思想里的议会。参见刘岳兵《日本における立憲政体の受容と中国——加藤弘之の『鄰草』をめぐって》（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7号，2009年3月）、《〈邻草〉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
到明治早期，殷鉴论在日本还很受重视。这从古贺侗庵的《殷鉴论》在1882年作为竹中邦香编“天香楼丛书”第四册得以再版可以说明。对于为什么要出版这本70年前的《殷鉴论》，该书的出版者竹中邦香在跋文中说：“支那国势不振者，原于尊大自处，非使其自知其非，则言不可入，交不可久。今日之形势，非我与支那为唇齿，则不能兴国益，宜规切之以示善邻之宜。乃设善邻义会，立五规则，将刻此篇，以颁同好。”而侗庵之长子古贺茶溪（1816—1884，名增，称谨一郎）继承家学，也是幕府的儒者，并曾负责处理俄罗斯事务，担任过蕃书调所前身“洋学所”的首任总管。其再版序（1879年6月）曰：我邦与唐山对岸，二千年来，多少受其熏陶。举目所视，凡百事物，过半莫不仿唐山式样。开辟之后先、土壤之大小，亦事理之宜然者也。不必讳言、不必羞言，然迨后代五洲情状明白之日，则断乎知其不可也。奈我邦儒先依然守唐山旧说，不知所取舍，并其敝风陋俗，亦尊崇过当，贻害弗少。先人当日深为国家忧，终草本论，将大声疾呼，醒世间人之大迷，故其言时似涉过激，救世之念，势不得不出此。在读者自知耳。然世之好尚逐年变迁，国之敝害随时不同。今日世人之轻侮唐山事，殆与昔日为反体之观。白面小生妄取圣经贤传诟骂，绝无所忌惮。使先人见之，其所忧或甚于当日者乎，诚未可知。而今则已矣，是独可惜也。
明治十二年六月不肖增谨识此《殷鉴论》本来不仅是为当时是日本人“自称为夷、目彼为中华中国之非”进行辩护，而且是要彻底非难中国的“政教民风”而写作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到70年后，该书再度引起人们注意，一方面是要让中国人“自知其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抑制当时社会上的轻侮中国之风气，所谓“今日世人之轻侮唐山事，殆与昔日为反体之观”。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其最终的目的都同样是为了日本的“国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