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定福庄的早春
如果把1977年高考比喻成一列晚点多时的列车，将大学录取通知书比喻成车票，有幸拿到票，并且能够登上这班车的乘客，一定是不辞辛劳的早行人和守候者。
如同在不同地点和时刻上车的旅客，77摄影班的31位同学从中国的23个省市奔向北京东郊的同一个目的地——定福庄，北京广播学院所在地。
这是1978年3月，北京的早春季节。
老校门
1978年3月6日，惊蛰刚过，周五一就从昆明动身，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终于从千里之外的边城来到了北京。尽管如此漫长，在77摄影班的新生中，周五一的旅途还算不上最远。当时，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火车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之间，车速比较慢，王政买的又是硬座，经过80多个小时硬板凳的煎熬，新疆学生王政就这样颠簸一路到了北京。
王政：到了北京以后已经晚点，学校的接送车已经没有了，我下了火车以后，就和我的同学刘新荣遇到一起了。下车以后就问，你是哪个学校的？结果一问正是同班的新疆同学，还有一个同学是播音班的，叫马玉坤，所以三个人就在火车站住了一晚上。
和周五一、王政相比，来自南方沿海广东的仇绍强运气好一些，从广州乘坐特快北上，38个小时后到达北京。在那时候，特快已经是仇绍强能坐的最快的交通工具了。广西壮族小伙黄著诚已经不记得自己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只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第一次到首都北京。
黄著诚：虽然年轻时有过一年在南宁当工人的经历，但上大学以前从未出过远门，甚至连火车都没坐过。若不是恢复高考，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够来到北京，并且和母校结缘。
和母校的初接触，从对校门的初印象开始。在杭州学生俞建成的第一印象中，1978年，北京的初春，北京广播学院的初春，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蓬首垢面。学校接新生的校车到火车站来接新生，笑容自然热情，但那场景却很不配合，满眼望去，车站的广场被斑斑点点移动的蓝黑色填充着，并且还与那灰茫茫的天色互相挤兑，似乎在争辩，谁更惨淡。驶往学校的路上，眼见，墙是灰黄色的，路是灰黄色的，高高耸立的白杨也是灰黄色的，白杨的树叶永远是耷拉着脑袋，任凭风沙扑打，毫无怨言。印象更深的，还是学校的校门，车渐渐驶近，印入眼帘那校门，不是黑色铸铁的那种欧式，也不是牌坊式的中式，与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俞建成：78年，北广的校门是用直径大约4—5公分的钢管焊接而成的长方形钢管门，上方是半弧形，主色调是油漆漆成的暗红色，又有点斑驳陆离，如果一旁没有那块校牌指点，你说是哪里都可以，具有使用价值，而没有灵魂。
校门是一所学校历史文化的展现，对广院有着很高期望值的俞建成通过校门的外表解读着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校门，也许联想到了毁掉的圆明园，透着西式建筑之风；北京大学校门，纯粹的传统建筑，简直就像颐和园的一个牌坊，向世人传递一个讯息：“我就是中国教育界的皇宫！”复旦大学校门，曾经也想复古，但抵不过京邦的原味，只好西化；东北大学校门，受俄式建筑影响，厚重；哈佛大学校门，不求规模，注意艺术细节；牛津大学为了体现海纳百川的教学理念，所以不设校门。而北广的校门，准确的描绘是令人熟视无睹。高考之前，俞建成是杭州一家建筑材料工厂的混凝土工人，天天走进走出的是工厂大门，而如今第一次迈入大学的校门，因为那扇门的似曾相识，竟也觉得如此的自然。生平第一次踏入北京，踏入北广，从兴奋的期待，瞬间落入平常。从校门复又踏进校园，广院的面积堪称袖珍，广东学生王小幸对于母校的第一印象就是“小”，校园还没有自己的中学校园大。
广院所在的定福庄位于京城偏僻的东郊，那时的定福庄是真正的村庄，出北京站沿东行，再出了二环建国门之后，立马风景大变，通往广院的道路两旁树木很高，周围都是乡村田野。土气的周边环境、简陋的校门、局促的校园让学子们少了些兴奋，但他们不知晓的是，这所1959年挂牌的中国唯一的广播电视高等学校几乎比他们所有人都年轻。从建校时起，广院一直以位于定福庄东街的西门为主校门，因为门口较窄，很多车开进校门的时候可谓是“挤”着进来，进进出出的班车被戏称为“考茨基”（考司机）。但广院的风范与个性就在于此，正是从这所小小的校园里走出了众多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大专家、开创者和奠基人。和其他高校一样，广院在“文革”中也未能免于政治风暴的侵袭，校园被工厂占用，教室变成了车间，运动场变成了堆料场，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课桌课椅荡然无存。70年代末，当广院和“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相遇的时候，它正经历着白手起家的二次创业阶段。外表不那么光鲜的母校其实就好像历经浩劫之后的中国，期待着和它的师生来一次热烈的拥抱，彼此鼓励，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余义宁：回头看那个冬天，能够记起的细节十分有限，但是有一道门，却牢牢地钉在了我的记忆深处，那是广院的大门。为什么很多细节我都记不起来，却对一道门的记忆如此清晰？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最近，当我有机会静下心，重新梳理自己的轨迹，我才突然明白，那个影像不仅仅是广院的大门，它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道门。是的，在1977年，高考恢复，大学校门重新打开，虽然还处在将开未开的阶段，但是对于我来说，也已经足够了。
从一个激荡的动乱时代跋涉而来，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各自生命的一个舒缓的出口。
老大哥
矫广礼老师是钟大年进入广院认识的第一个人。3月10日入学报到那天，钟大年一早来到学校，矫老师对他说：“你去接待新生吧。”没有任何交待，好像钟大年就不是新生，天经地义知道应该怎么做。其实，矫老师对于钟大年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作为一名插队陕北九年的北京知青，钟大年参加高考时已是工作过数年的公社干部。
人际之间不经意的一次巧遇，往往由此建立起某种特定关系，并为今后的人生之路带来意想不到的机缘和变化。
1978年3月，来自甘肃的乔保平由北京站乘坐学校接站的大轿车抵达广院门口，正巧被参加迎新工作的钟大年热情接下车来，两人结对各提一头抬着每位新生报到必带的大体积铺盖卷，朝着紧临校门的宿舍楼走去。
“老师您贵姓？”乔保平误以为他是年轻教师。
“我不是老师，我也是新生。因为家在北京，被学校通知提前到校帮忙迎接新生。”钟大年连忙解释。
“啊，你是哪个专业？”
“我是77级摄影班。”
“我也是这个班，”说话间，两人很快便走到了宿舍楼口。
“你去哪间宿舍？”
“哪间有空就去哪儿。”
“我那间就我一人，就去我那间吧。”……
就这样，钟大年成了乔保平踏进广院校门遇到并结识的第一位同学，而且住进了同一间学生宿舍，成为四年朝夕相处的“大学同窗”。俩人都曾有过知青和工作的经历，是同宿舍五人中的两个“烟民”，加之其他的一些相近因素，后来两人自然成了交往融洽、相处默契的好友。
有趣的是，在当天报到的同学中，山东的韩国强竟然将钟大年误认为学校的“老校工”。
韩国强：入学报到那天，我一进校门，就遇到了一位“老校工”。他身着黑棉袄，脖上扎着一条灰围巾，略显沧桑的脸上挂着微笑：“七七摄的吗？”我忙说：“是。”他赶忙接过行李就带我来到宿舍。“你住上铺还是下铺？”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我的同学——钟大年。
听到新来的同学有半数见自己先叫“老师”，这时钟大年才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形象：灰衣灰裤，满脸沧桑，实在不像个新学生。于是，一笑憨然。
怀着对学校生活强烈的渴望，马国力由自己的老师，清华大学摄影组组长郑永泽专门驾驶着一辆三轮摩托车送到了广院，郑老师还专门送给了马国力一件皮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两人终于到达了广院的门前。当马国力拍打着身上的“老羊毛”时，走过来两个人，热情地帮助他拿起了行李，并送他到了自己的宿舍。马国力连声说着“谢谢！”他们只是含含糊糊地答应着，马国力心中就一直在想：他们到底是学生还是老师啊？当晚才知道，他们是自己的同学，其实只比自己早几个小时到校。
为了让新同学们早日感受到广院的温暖，学校不仅组织了校车到车站迎接，早到的同学们又自发组织起来，亲自到车站迎接自己的同学。在温暖情意的氛围里，刚刚到校的马国力积极加入到了迎接新同学的队伍中。
周五一：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坐了三天火车的我从车站出来，短短的路程，已冻得我双脚麻木，第一次领教了北方冬天的滋味。很快让人感到温暖的是，当时学校居然派了汽车来接站，而且还有先到校的同学前来帮忙。记得挤在车上一同入校的同班同学是厦门来的温化平，而来接站的是后来很有名气的老哥马国力。他俩成了最早认识的同班同学。
河北鲁伟同学的亮相独具个性。作为一名“生下来就挨饿，上学没有课，毕业就下乡”的插队下乡知识青年，鲁伟在广阔天地里修炼成了一副“身体健壮、头脑简单、生猛无忌”的麻辣范儿。为了保护好远离家乡的自己，他挑起扁担，带上被褥、脸盆、网兜之类就第一次进了京。之所以带根扁担，目的就是为了防身，谁若敢惹事，鲁伟同学会毫不犹豫抄起扁担朝他抡过去……挑着根扁担站在北京站前，他才感觉自己用力过猛了。不过他很快在北京广播学院新生接待站附近发现了一个同类项，原来是同车来的河北另外一名新生严翔，是学播音的，他的行李是两个大包袱，中间系着，前后像褡裢似地背个大包袱，狼狈样子比自己好看不到哪去，于是，鲁伟同学一下子释然了……
到校早了一两天，鲁帅哥就被通知到西校门迎接新生，帮人家拿行李。接了很多人，唯独记住了一个人的面孔，后来知道她的名字叫杜宪。看到她第一眼的印象是，身着小翻领蓝布褂上衣，梳着运动头发型，朴朴素素、清清爽爽。心想天下还有长得如此标致的女孩儿，这在我们大队乃至全公社也找不出一个来。再后来，帅哥的眼光被得到验证，她的面孔和形象果然让全国人民都看着舒坦、顺眼。
随着报到阶段进入最后尾声，77摄影班的同学终于全部到位：29位男生，2位女生。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光北京的生源就有7名，浙江、福建和新疆分别有两名，其余省份只有一人。31个同学，来自23个省市，轨迹连起来，几乎是整个中国，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几乎每个人的嘴里都有一种方言。班里藏龙卧虎，光是中共党员就近半数。最大的岑传理28岁，最小的王小幸18岁，全班1954年之前出生的有岑传理、任金州、钟大年、柳春江、马国力、周五一、叶青醇、段晓明和李讯，他们堪称77摄影班中的“老大哥”级人物。
任金州上大学前就已经有十年工龄，刚入学，就被系里指定为班长。原来，广院面试伊始，在系领导矫广礼的安排下，北京的招考老师就特别留意从考生中选拔班干部，选拔标准是政治好，有能力，专业也不错，文化成绩过关。当来自北京电影机械厂的团委书记任金州出现在面试现场的时候，叶家铮老师立刻认定了他就是班长的最好人选。
任金州：我是工厂团委副书记，工作十年，入党七年，老党员了，照片分析的好，又爱摄影，文化考试又过关，这些条件让老师们很满意。在复试现场，除了专业问题，叶家铮老师还问了我许多专业之外的问题，例如，在厂里具体负责什么工作？管理多少人？工作状态怎么样？我回答完之后，他告诉我，挺好，如果你能被录取你是否考虑当个班长。
正式入了学，任金州的职务除了班长，还兼任党支部书记。岑传理入学后，班主任白老师找他谈话，让他在班长和支部书记两个职务之间选择一个，任金州经过权衡，本着“远离政治”的原则，选择了“班长”，再经过党员会的举手表决，岑传理当选了支部书记。就这样，77摄影班拥有了一个内定的班长和选举产生的书记，钟大年担任副班长，马国力担任学习委员，柳春江担任生活委员，周五一担任文体委员，班委会正式宣告成立（大三后两年，乔保平、徐佳伦分别接任生活委员和文体委员）。
刘建新：在班里，我只是中间年龄段的，任金州、钟大年、马国力，他们真的像老大哥一样，照顾和帮助我们这些年龄稍小的同学。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叫任金州班长。说句老实话，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也是部队子弟，我也是部队子弟，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共同点。
因为同班同学存在着从18岁到28岁的年龄跨度，所以班里会出现非常特殊的情况，甚至刘建新同学和叶青醇同学还有着“辈分”之说。
叶青醇：现河南电视台总编辑刘建新比我小不了几岁，却比我小一辈儿，呵呵。我们有一次聊天说起他爷爷刘其仁（原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少将），我很开心地告诉他以后叫我“叔叔”了。他很惊讶问为什么？我说刘其仁的小儿子刘海虹是我小学同学。
不仅仅是年龄元素，更有因地域和阅历等等差异而形成了心理上的互相比照，也就是在这样的比照中，77摄影班的同学们认识着彼此，阅读着社会。
王政：到校入班，我被分配与任金州、刘建新、程鹤鹤、张旭奎、李迅同一间宿舍，开始了朝夕相处的生活。在同学们办理手续的过程中，我发现全班31同学中，竟有13人是中共党员，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差距和不足。再则，由于在新疆的生活和学习中，书籍读得较少，信息又匮乏。因此，在认知社会、分析问题中显得孤陋寡闻，更感自己才疏学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