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向度的泛化首先表现为研究对象的扩大。“从最初的诗、画、音到缪斯九神各有所司，从传统艺术种类到电影、电视、广告、行为艺术等新兴艺术种类，文化从最初的、狭窄的特定艺术种类，扩张到人类所有的精神领域和意识领域，甚至是单纯的欲望领域。”研究对象的转移、延伸及其内涵外延的扩大，成为文学理论向度泛化的重要原因。美国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认为，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不仅要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一起进行研究，而且还要与人种史学者在各种文化中所调查了解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种种习惯一起进行研究。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变得无限丰富，研究范围变得广大无边，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
韦勒克指出：“今天的文学研究首先需要认识到明确自己的内容和重点的必要性。”所谓文学研究的“内容和重点”，其实是韦勒克针对文化研究所造成的研究对象的转移和扩大而言的，正因为许多文学研究者越过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而是瞩目于无所不包的文化，才从根本上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导致了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泛化。
其次，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研究方法，是造成向度泛化的原因之一。
研究对象的特点直接决定着研究方法的选择。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不管在什么理论领域都是如此，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就要求用相应的研究方法。
长时间以来，文学研究一直被划分为两极：要么热情地忠实于这种或那种理论方法，要么就像另一些人那样，认为诗的思维与理论思维的任何联系都是亵渎神明，玷污圣坛。
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冲突不是此处要谈论的话题，但只要承认理论的存在，就应该肯定采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过程的意义。如前所述，前苏联文艺理论家波斯彼洛夫在《文艺学的科学性》一文中曾经提出：不论哪一个知识领域都存在着衡量研究工作科学性的客观标准，其中最根本的标准是：某学科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越是在极大范围内符合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越是紧密地依据该学科对象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本质和特点，那么该学科的研究就越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文化研究进行考察，不但它的研究对象是广泛无边的，而且其“方法的选择是实践性、策略性的，更是自我反思与语境取向的”。文化研究标榜研究方法的实践性、策略性，正是因为这些方法不是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而采取的措施，也就谈不上符合研究对象的本质，其非科学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对此，韦勒克的意见是：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其实并非真正对文学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公共舆论史、旅行报告、民族性格的看法等等——简单说，他们的兴趣在于一般文化史。他们从根本上扩大了文学研究范围，使它几乎等同于整个人类史”。我们应该像韦勒克所主张的那样，把文学作为不同于人类其他活动和产物的一个学科来研究，否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来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
再次，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是造成研究对象转移及理论向度泛化的主体动因。
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是很复杂的，但研究者的一个基本立场在于，他们认为社会是不平等地建立的，不同的个体并不是生来就享有同样的教育、财富、健康等资源，因此，他们主张文化研究的伦理取向与价值立场应该坚决地站在被压迫的边缘群体一边，揭示了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沉湎于专业研究而放弃了自己所承担的社会批判责任，从而成为一些缺乏公共责任的专业人士，并且认为这种“专业态度”和被“权力”、“权威”同化或雇佣的实质，就是政治与文化的合谋。这样的价值取向，是造成研究对象转移及理论向度泛化的主体动因。
在我国，与西方的文化研究有类似的情况：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几个发难者原先基本上都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他们把自己与自己的历史割裂开来，不愿再单纯固守于文学时空纺他们文学的丝线了，尽管他们纺得很棒。他们开始进到一个更大的文化的时空投入新的劳作。尽管他们对自己的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结果尚无法确切触知，甚至心绪也一直未摆脱犹疑和彷徨，但他们还是在这个新的场域开始了自己的垦殖。
这样一来，研究者们越来越倾向于社会政治文化的参与，使自己从事的文学研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并以此与以往把自己闷在书斋中做关于文学、文化的学术研究划开了界限。
正如有些学者标榜的那样，他们从事文化研究的最初动因是反抗，因此选择的最基本的学术立场是批判，他们想借助话语武器从当下的文化现实对生命的挤压、围困中挣脱出来，呼唤美和诗意的复归，他们对诸如“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安于大学为他们设置的角色，他们应当在大学中发展出具有大学之外的影响力与冲击力的反学科实践，作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形式，文化研究应当形构一种对抗性的公共领域”等之类的理论见解比较认同，但因产生于西方的理论思维及其行动口号对我国来说未必适用，因此在他们实现自己理论价值的过程中生出了许多尴尬，因为没有固定的话语园地，有时不得不采取一种“游牧式的话语”，这样的理论定位、这样的价值取向、这样的话语方式、这样的以“持不同‘政见’者的向度来研究文学”的理论姿态等，是造成文学理论向度泛化的主观原因。
2.文学的图像化生存导致文学理论话语方式的改变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对文学的视听化现象给予了关注，并进行了研究。也正因为文学存在方式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才使文学理论向度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当代，因受电子传媒及声、光、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学被视听化了，即文学已从单纯的方块字和纸质书本变成了包括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等在内的视觉文本。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文学领域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文学理论的话语方式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电影电视是视听艺术的主要代表。比起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来说，中国电影艺术只有百年历程，电视艺术的历史更短，只不过刚刚半个世纪。影视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它们对文学却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影视是在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影视不但没有对文学造成冲击，而且某种程度上还是在文学的帮助下向前推进的，占据荧屏主导形态的是文学，对此，很多导演、主创人员及制作人员都发表过类似的见解。老一辈导演张俊祥强调：归结起来说，导演的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
可见当时的电影是依赖于文学的。不仅如此，电影是在文学的影响下向前推进的，此时的文艺理论，包括影视评论与研究模式，总体上看都没有脱离文学理论话语。郑雪来从另一角度阐述了文学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对电影来说，改编是重要来源之一，文学家参加电影工作更是不可少，目前，不少作家不敢‘触电’的状况必须改变。”从电影创作的角度指出改编的重要性，并强调文学家要“触电”，这实际上是从创作主体的视角说明了文学对于视听艺术的基础作用。从古代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地位始终是相当高的，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生了变化。
影像对文学的真正冲击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电影、电视开始普及。1988年，中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为1.43亿台，影视剧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据报道：在我国，观众平均每天3个小时的收视时间中，收看电视剧的时间差不多占了1/3，居各类电视节目之首。在全国2000多个电视频道中，90%以上的频道都有电视剧播出，而且电视剧的播出时间量占所有节目播出时间量的比重超过了1/4。与此相应，作家“触电”、文人“下海”，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文学的商品化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尽管有一些文学理论家对此表示担忧、疑惑甚至抗议，并通过回忆当年文学的辉煌、唐诗宋词汉文章的荣耀及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热闹景象等呼吁文学“魂兮归来”，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还是敌不过影像的强力，不得不承认文本形态的文学作品在影视的冲击下早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风光了，文学理论话语方式的转变也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于是，他们长吁短叹，著书立说，甚至从电视荧屏上播放的节目中寻找昔日文学的影子，当他们发现大型纪录片《话说长江》的谋篇布局、结构特点、语言风格之中体现出了较强的文学性时，纷纷进行评论，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该片进行详细分析：整个节目分25回，每回有自己独立的内容，又按时空顺序连成一体，结构类似于章回体小说；其基本的表现元素是文学而不是画面，摄影、剪辑、声音、美工等都围绕着“更好地体现文学构思”进行工作，因此显出了很强的文学色彩。他们在评述时甚至大段大段地引用片子中的解说词，认为那些慷慨激昂的解说词使整个纪录片宛如一首壮美的长诗——“你可能以为这是大海，这是汪洋吧？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你可能会联想到，长长的飘带、洁白的哈达。是啊，多美啊，这也是长江！”在对此进行总结时，他们深有感触地总结道：《话说长江》的成功表明，无论电影还是电视，都必须依托于文学才能出精品。他们的学术立场令人敬佩不已，可问题在于，随着影像文化绝对霸权地位的确立，文学的分化与文学理论形态的改变已成事实。
理论的提倡只是一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随着影视传播手段的丰富、接受环境的变化及人们对接受设备的占有，电影和电视成了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主流媒介，影像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生活环境。
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指摄物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由电视出力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
这一说法虽然有失偏执，却也可以解释我国学术界悄然发生的改变：部分学者开始随着电视这一大众媒介“造星”手段的丰富、方便与快捷而跃上荧屏，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从书斋里飞出来，而成为“学术明星”的。易中天自从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解三国后，不但成了名人，而且成了富人，他的《品三国》一书仅五周之内印数就已达到85万册，创造了当年中国畅销书之最。影像时代的学术研究搭上电视这一传播媒介的快车，飞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一方面为广大普通民众了解经典、认识经典提供了一个平台；另一方面，学术的泡沫化、反常化也随之而起，甚至出现了某知名教授在讲座时遭到人身攻击、某知名教授在讲座时把“公车上书”当成了一本书、某知名教授在讲座时数十名保安在现场维持秩序等“怪现象”。至于学术研究到底应该怎么样、文学到底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并避免消亡等问题，虽然仍有许多学者忧心忡忡，但这种担忧也只能在学术圈内相互影响了。就这样，研究者们的学术立场悄然发生了变化，文学的图像化生存终于导致文学理论话语及向度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