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理论的主客体关系出发对其向度进行研究，目的是要解决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其价值不在于提出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而在于提供一种使理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思路。之所以说向度研究是“回到文学理论自身”的一次尝试，原因正在于此。研究向度问题，与其说是为了匡正什么，不如说是为了通过向度这一视角对文学理论的过去和现状进行全面的、合理的梳理，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建议。
经过20世纪“分析的时代”，文学理论在各个向度上所达到的“片面的真理性”都已经非常明显，因为各家各派均很难同意他人的观点，即使同一派别内部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见，文学理论界的混乱和莫衷一是也就在所难免了。“失语”、“文学理论的文化化”、“人文性”与“科学性”之争等都或多或少与此有关。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学与经济结缘、文学与影像一体、络联姻等现象，不但使文学理论进一步“失语”，而且出现了“文学死亡”、“文学终结”、“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写一份悼词”等感叹。时至今日，我们有理由、有责任、也有条件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对以往的文学理论进行一番清理工作，以期合理地、有效地回答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在还原文学理论真面目的同时，增强文论话语的现实感和说服力。从方法论来说，本书主要运用了现象学的“回到事物本身”寻找其意义的方法。根据现象学原理，一切现象都有意义，文学理论既然是一种现象，当然也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它的意义既受制于外部因素，又是其本身固有的，研究者的任务，主要不在于判断文学理论的优劣高下，而在于尽可能全面、科学地阐明文学理论的实际，并在此基础上对理论界众说纷纭的一些现实问题给予解答。只有这样，才能使理论话语产生实际的意义。
如前所述，文学活动所包括的要素不止一个，而是有作家、作品、世界、读者、历史等若干个，理论家分别把不同的要素或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在理论研究时偏于一隅，不及其余，就会犯“盲人摸象”之类以偏概全的错误。因此，必须选择合适的视角，必须运用综合的、全面的、相对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切近文学理论的实际，也才能得出相对合理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本书开篇就提倡综合创新的研究方法，并在对艾布拉姆斯、刘若愚、叶维廉等人的代表性理论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向度研究模式。通过文学理论向度研究可以发现，自古至今的文学理论尽管有种种缺陷，但都是人们为了解决当时当地的文学问题而从不同角度做出的努力，因而都具有一定的历史与逻辑的合理性。至于文化研究、影像理论、网络写作等方面的探讨使文学理论向度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文学之外，也不是凭空而起的，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是与这些理论得以产生的种种“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等因素有关的，其所引起的质疑、争辩及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它们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经过理论家们的努力与矫正，文学理论必定也必然会回到它的正常轨道。
理论的产生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谓理论，是人们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理论’一词起源于宗教，古希腊的城市把它向公众的庆典活动派遣的代表称之为理论家（Theoros），理论家用理论（Theoria）向圣灵敬献忠心……理论给生活打上它自己的烙印，并且反映在服从于其教育的人的行为中”，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只有获得了一种理论观点的认识才真正有能力确定行动的方向”。实际上，人们在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总结的过程中，不是无目的的，而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这是决定文学理论向度差异的主观原因。
理论研究确实需要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但仅此是不够的，除了要比较文学理论的优劣高下，还要深入当时的实际情况，搞清楚理论话语产生的背景及前因后果，只有把文学理论与当时的客观情况相结合，才能产生相应的实际意义，这是从若干年的文学理论研究实际出发得出的教训之一。“这个理论较诸那个理论更能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但是，这是指使我们自己更加满意而说的，而各个人所强调的他们的满意之点却是各不相同的”。原因在于不同的理论话语在生成时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参照系，自然可能有不同的向度。当时当地非常重要甚至轰动一时的文学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社会文化的变迁，就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或许是若干年来不同的理论观点一直相互论争，却仍然会不断产生新的论争的内在原因。可以说，试图寻找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式，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如果一知半解，生搬硬套，则不仅会造成无谓的纷争，也有可能得出偏颇甚至错误的结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然而，长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大都是从某个单一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既不利于弄清文学理论的实际问题，也容易在具体辨析不同的理论观点时出现片面性、绝对化、割断历史等弊端，造成许多模糊认识。究其原因，在于一般都是事先设计一定的理论模式，然后削足适履地套用到各种理论现象中去。若想改变文学理论研究的这种惯用思路，就要真正地回到文学理论自身，解决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之所以说文学理论向度研究是“回到文学理论自身”的一种尝试，原因就在于此。具体而言，无论载体向度、本体向度、读者向度还是文学之外的向度，无论其存在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无论其造成的影响是大还是小，只要它曾经存在过，它就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就应该将其纳入到研究视野之内。关键的问题在于要从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出发对有关的理论话语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并对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指导意义。
文学理论向度的命名，是为了改变文学理论的依附或泛化状态，以促使文学理论回到其自身。纵观文学理论发展的历程，不管哪个派别、哪个时代、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理论，虽然其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表达方式可能迥然有异，甚至可能以纷繁复杂的面目出现，但它们既然都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其间必有一定的共性。一种特殊的情况是，理论主体从文学入手，但研究主旨却不在于文学理论的建构，而在于文学之外的其他目的，就只能称其为“文学之外”的向度了。可以说，文学理论向度研究不是“对文学理论思潮与流派的辨析”，而是对其基本理论话语的进一步思考；文学理论向度研究不是“艺术哲学”，虽然研究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思辨色彩，但它不是立足于主观观念，而是立足于文学理论自身；文学理论向度研究不是“元理论”，不求获得关于文学理论的终极真理；向度研究也不是分类学，虽然它要运用分类的方法，但主要不是采用平视式的线性思维进行从整体到部分的简单归类，而是以向度为视角考察文学理论的形态特点，并采用分析、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局部—整体的解剖与综合，尽可能得出符合文学理论实际的科学结论。
在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向度的文学理论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都没有穷尽文学理论的所有问题。任一理论向度的产生、发展与变异，都与内外诸多因素有关，“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它或推翻它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现象，最好从不同的理论视野着眼、从不同的概念范畴着手，通过特定的研究视角加以综合考虑，在选择一种立场或观点的同时坚持一种开放的视野。文学理论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在选择科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也要坚持一种开放的理论视野，这是在思想相对开放的时代、在大众文化需求左右着文学现实的背景下从事理论研究的客观要求，是对越来越“不可能以一统言论独霸天下”的文学理论发展现状的主动响应，也是避免出现“理论的失语或自言自语”现象的必然选择。
可以预见，未来的文学理论，最大的可能是不同文论形态的多样化共存。实际上，这种多样化共存的局面从20世纪初期以来，正在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这既与当今社会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精神生活越来越活跃、文化产品越来越多样的时代趋势有关，也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有关。自古至今，文学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变化的根据主要在于人类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无论在口头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还是在当今的电子文化阶段，文学的存在形式虽然发生了种种改变，但不管怎么变，也不管变到何种程度，都没有从根本上使文学消亡，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发展。文学如此，文学理论也是如此。“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从这一角度说，所谓的“失语”、“危机”等，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来说是正常的状态，正是在不断走向“危机暠 并战胜“危机暠 的过程中，文学理论才得以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