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读两年后即1960年就参加升大学考试了，我们文科班除一名考上“北大”，一名考上“中央民族学院”外，其余的都是一般大学，而且师范院校比较多。后来听说也有几名同学或因个人鉴定（表现）较差，或因家庭出身，或重大社会关系问题落榜了。我考入的锦州师范学院属于较低一类的院校。是外语学科扯了后腿，还是个人鉴定不够好，我当时也没细想，反正将来想当作家，在哪儿读书都一样。
由于有了这种心态，我入学时情绪很好，各方面表现也不错。那时，锦师院新生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是像我这样从高中考上去的，占大多数；二是由原校的预科生转为本科生；三是由部分小学上调的干部（简称调干生）。当时系里指定的班级负责人一是调干生张姓同学（男），一是学院党委书记夫人、调干生吴姓同学（女），他（她）俩那时都三十岁左右，都已成家了。开学一周后，班级要选班委，张姓同学找我谈话，他说：“老周（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我），咱班要产生班委，你看哪几名同学不错，你推荐一个名单好吗？”我说：“新来乍到，互相还不熟悉，如果硬让我推荐，我可以凭主观印象推荐几名……”我俩还谈了一些别的，大致是自己的简历一类的内容，最后他说“经系里介绍，我和老吴的观察，你愿不愿意为同学们服务，做个班委？”这次谈话的内容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小学是“特区生”，最后一批入队。我入初中成绩还比较好，然而班级有十二名保送生，都是原小学的中队长一级的干部。那时老师看我体育不错，曾动员我当体委。但用当时的眼光看，做体委是“浮精神”，有点丢人，再说我是“双小”生，不足以服人，于是我一口拒绝了。高中那两年，正是班级大龄生（二十来岁）“争权夺势”的时候，我靠不上边。所以，这次谈话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年轻人都有表现欲，也都有权力欲，我假意推辞一下，就再没有明确拒绝。几天后，系里提出班委入选名单里有我，经班级同学投票，我正式当选班委。我学生时代第一次有了“官衔”，具体职务是劳动委员。张是团支部书记，吴是班长。
大约开学一个多月后，我们下乡秋收，记得地点是黑山县厉家公社。高中两年“大会战”的锻炼，使我身体很棒，个子也高了，再加上生于农村，所以干收苞米、割豆子一类的农活，我要比从小生活在城市或体力较差的学生真的强了不知几倍，再加上自己是干部，处处要起带头作用，所以我表现得很好。我们班书记和班长的组织能力和鼓动能力是比较强的，外加“班委身先士卒”，所以我们班在同系的三个班中，表现最突出，公社和大队反响最好。劳动结束后，我们班被评为“红旗班”，我和几名同学也被评为“红旗手”。当时我的弱点是工作方法比较简单，通俗地说，没有“调干生”那么多心眼。同时因为我年龄较小，对女生的生理特点不了解，在劳动中不懂区别对待，工作方法有时也很生硬。这些弱点经张、吴一指点，我马上醒悟，改正得很快。所以，我深得系里辅导员和张、吴两位班级主要干部的赏识，为我后来再进步打下了基础。
感悟
大学毕业后，我时常想起团支部书记张姓同学，他叫张凤春，是小学教导主任出身，工作能力很强，我的“出线”与张对我的赏识和信任有关。这在宿命论中叫遇到“贵人”，如果没有他的推荐，没有叫我做劳动委员，后来做班长等的锻炼（大学没班主任老师，只有辅导员，基本上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我当教师后也不会很快崭露头角。没有教师时期的特殊表现，也没有后来做教委主任的可能。所以，我多年来一直怀念他。
机遇对一个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但这次机遇我抓住了，对描绘我一生的人生蓝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