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斯科说：“你好，比利。我有一件顶要紧的事情想跟你谈，你能坐头趟火车来芝加哥吗？”
我问他：“又有什么大主意了？”
布里斯科说：“先不要让我解释，反正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涉及上百万美元哪。你能来吗？”’
杜兰特告诉布里斯科他去不了芝加哥，太忙了；但是如果布里斯科能坐夜车来弗林特的话，比利早上就请他吃饭。布里斯科同意了。第二天早上7：00比利到火车站接了布里斯科，两人就在车站边上的一个旅馆吃早饭，然后一起回到比利在别克汽车公司的办公室，商量布里斯科的大主意。
这个大主意是，按照美国钢铁公司的模式对汽车生产厂商进行整合。
1901年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是摩根一手操办的，摩根希望布里斯科能说服比利，对汽车生产厂商也来一次大合并。杜兰特回忆道：摩根公司的一名合伙人在马克斯韦尔一布里斯科公司有一笔小投资。因为对公司的业绩感到满意，又知道前景可能也不错，所以他就问我能否将足够数目的汽车生产厂家组合在一起，以控制整个汽车业。大的汽车公司对这样的整合是什么态度？布里斯科对全面情况了解吗？在那个时候，托拉斯和兼并是正常现象——都是由大银行的利益推动的。布里斯科对这些都没有想好，所以要听听我的意见。
虽然比利·杜兰特在接掌别克汽车公司之前曾经做过几年职业股票交易人，但是他是否直接跟摩根财团打过交道，不得而知。如果打过交道，那么他可能当时就会跟布里斯科说再见。杜兰特的生意记录表明，他绝不会在由摩根家族担保的兼并中将钱和对企业的控制权交出去的。后来试图撮合第一次汽车业大兼并的摩根公司合伙人乔治·珀金斯说：摩根公司将通过咨询和问讯各种汽车生产商的办法来调查了解它们的兴趣和意见。然后，公司将准备一个方案，提交给各大汽车生产商。如果得到批准，摩根财团将估算设立一个新企业所需的资本，再组织一个辛迪加来筹措这笔钱。如果需要1 000万美元，辛迪加将发售1 500万美元的股票，超出的部分作为辛迪加的“余利”。摩根将坚持由他来选定新企业的所有管理人员的董事。摩根公司认为这一点是不容讨论的。
珀金斯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描述仍然是对现在绝大多数投资银行进行兼并的通行做法的相当精确的描述。这也说明，为什么现在和过去一样，大家对投资银行是又害怕、又尊重、又需要。
在跟比利会谈的时候，布里斯科建议至少找20家汽车生产厂商一起磋商。随后他问比利觉得如何。比利告诉他，这个主意恐怕行不通，参加谈判的厂家那么多，相互冲突的利益简直无法协调。
比利问：“本，能不能修改一下你提出的主意，将相当数量的主要生产中档汽车的厂商召集在一起，大家的利益都是共同的，都在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他提了几家公司，如福特、马克斯韦尔一布里斯科、别克、雷奥，这四个是当时最主要的汽车生产厂家。
杜兰特还建议布里斯科，在跟其他人会见之前，先跟亨利·福特谈一谈，并解释说“福特喜欢出头露面，什么事情如果不让他出足风头，他是不会参加的”。”他告诉布里斯科：“如果有可能，就拉上福特，然后再找奥尔兹谈谈。一旦诸事遂顺，就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会去参加你的会议。”¨
不论众玩家对摩根财团的惯用伎俩所知多少，反正一场新的游戏开始了。所有玩家很快就同意了比利那天早上提出的所有建议，从这一点来看，大家对谁在汽车业这个年轻的、竞争剧烈而又有着广阔前景的行业中能幸存下来，都没有任何把握，都感到焦虑不安。
比利将四大厂商召集起来了……
摩根公司这时仍然躲在幕后。在弗林特跟比利吃了那顿早饭两周以后，布里斯科通知比利说，亨利·福特和兰塞姆·奥尔兹愿意跟他们两个见面。见面的地点确定在佩诺布斯科特大楼（是当时底特律最高的建筑，现在还在），而不是杜兰特和其他人经常光顾的彭特查特雷恩旅馆。
比利到那里时，发现其他人正在大厅里等着。他马上就担心会招来注意，成为新闻。他说：
我感觉到，除非我们能够隐蔽起来，否则就会被曝光，那是我所不希望的。因为我在彭特查特雷恩旅馆有一套房间，而且午饭时间也快到了，所以我就建议我们赶紧分开走，到我的房间集合，以免被人注意到。我把房间号码告诉了大家，怎么走也告诉了大家，这样就不用再去问旅馆的服务员了。大家听了我的话，我就荣幸地招待了大家一回，直到下午晚些时候。
杜兰特请布里斯科宣布开会。没有一个人拐弯抹角，布里斯科解释说，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一个摩根公司可能会感兴趣的四家公司合并的计划。
然后就是杜兰特所谓的“痛苦的沉默”。
杜兰特首先提出了四家企业的市值问题，说福特汽车公司大约为1 000万美元，雷奥汽车公司大约为600万美元，马克斯韦尔一布里斯科公司大约为500万美元，但是没有说别克汽车公司大约为多少万。
布里斯科就问，别克汽车公司值多少美元？比利只是说“评估报告、审计报告、合并协议的前提和条款等”将回答这个问题。
在仍然紧张的气氛中，会议转到了所有兼并协议都会碰到的老问题：新的企业将如何管理？谁当老板？不同企业的利益在管理层中如何得到代表？
布里斯科和杜兰特引导着讨论，两人的不同观点集中反映了大家在集中管理与经营独立问题上的争论。
比利后来回忆说：
布里斯科认为，采购和工程部门应当整合，广告和销售部门应当合并，所有的经营政策都应当由一个最高的委员会来决定。
我的观点是，要是那样的话只会导致混乱；对经营方式不应当干预，也不应当有什么变化；不同的企业还应当维持现状。换句话说，我脑子里设想的是一个控股企业。布里斯科开玩笑说：“哎，哎，杜兰特想的是州的‘权利’，而我想的是建立一个联邦。”
有意思的是，导致通用汽车公司1920年危机和比利·杜兰特与阿尔弗雷德·斯隆决裂的也是同样的观念与经营哲学上的分歧。
比利还注意到，亨利·福特是会议期间唯一保持沉默的人。尽管杜兰特与布里斯科两人观点的分歧很严重，但是会谈还是继续下来了。比利回忆说：“大家预测了生意环境和汽车业的未来，全面探讨了合并的风险和各种不确定因素，都认为设立一个管理机构是必要的。最后，布里斯科宣布，他将向他的人汇报议论的情况，并表示会尽快邀请大家再去纽约会谈。会议就结束了。””
从那一刻起，摩根财团就掌控了游戏，而最后没有一个玩家对它确立的游戏规则感到满意。
亨利·福特毙掉了摩根的大主意
在底特律会谈之后又进行了各种会谈，但对会谈的具体日期，各人的说法并不一样。代表亨利·福特出面的卡曾斯和兰塞姆·奥尔兹留下的粗略日记都说谈判是1908年1月份进行，而比利·杜兰特则说是在5月份（大约是他离婚和再婚的那段时间）。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1月份的说法，同时对杜兰特关于谈判内容的记述表示认可。墙
不论具体的日期如何，摩根财团在听了布里斯科的报告以后，就跟四大厂商进行接触。第二次谈判安排在纽约百老汇120号的沃德一海登一萨特利律师事务所举行。赫伯特·萨特利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摩根的女婿。他宣布会谈开始，接着就问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要：黾搁到现在，如果当着竞争对手的面，自己的律师又不在现场，公司的经理们会望而却步的。他问的问题包括：各位带到谈判桌上的资本有多少？合并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竞争？大伙指望从合并中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惹人注目的是，只有亨利·福特提出了反对意见。杜兰特回忆说：“他（福特）觉得合并和集中管理是为了提高价格，他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他倾向于将价格尽可能地压下来，让大众享受到便宜的交通的便利。”
福特的意见反映了他为大众制造“普通汽车”的决心，也反映了他对金融家和其他商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来自他早期失败的经历。这些经历实际上使他厌恶资本主义的许多基本信条，尤其是他认为金融家和投资人都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他自己觉得，一切应该是为了制造出能使人类普遍受益的产品。福特在回忆自己1902年被其投资人逐出亨利·福特公司一事时，就流露出这种不满和怀疑：
那年我对生意最深切的认识是：（1）金融的地位在工作之上，而且会毁掉工作；（2）金钱至上而不是工作至上会带来一种惧怕失败的心理，这种心理阻塞了所有做生意的路子；（3）任何想服务大众、想做事而且想尽可能做好事的人会有什么结果，早就显而易见了。金钱的影响似乎是所有麻烦的根源……我不自由。我不能全力以赴地实现我的想法。赚钱是第一位的；对工作的考虑是最不重要的。
虽然福特在萨特利的办公室里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但在谈判期间他对合并没：有提出其他的反对意见。各家都同意，谈判应当被看成是“纯粹非正式的”，对谈判的情况不应公开，各家也都没有作出什么具体的承诺。
比利·杜兰特离开会场的时候，对合并的成功充满了信心。那天晚上，他就坐火车回到弗林特，指示律师约翰·卡顿以别克汽车公司股东的名义起草一份合同草案，授权比利代表股东以别克汽车公司的股份换取新公司的股份。合同草案很快就起草完毕，并得到了批准。春天和夏天又在纽约进行了几次谈判，摩根公司则开始对四家企业进行评估和审计。
跟着比利旅行的凯瑟琳支持他的看法。这次杜兰特又在想着办大事。
在炎热的夏天进行的紧张谈判期间，比利有时会说：“在这个国家每年生产和销售50万辆汽车的时候总要到来。”对此，摩根财团的乔治·珀金斯回答说：“如果他神智正常的话，他就不会说出这种话来，假如他还想跟别人借钱的话。”
